孝闵帝元年(557年)，诏“除门市税”，减免受灾的淅州之民的租调，又“省六府士员，三分减一”，即精简官僚机构中的人员，以节省政府开支。
明帝元年(557年)，宇文护下令赦免那些因连坐而被远配或没官的人家，次年下令判刑“降死罪一等，五岁刑以下皆原之”，后来放宽到判刑减本罪一等。宇文护还派人到各州郡巡视，“理囚徒，察风俗”，了解民间疾苦。武帝保定元年(561年)，宇文护“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岁率一月役”。这应该说是北周时期徭役制度的改革。
八丁兵和十二丁兵乃指一般徭役和防戍而言，原来规定，一年八番为45日，改为十二番就只有30日了，这使得北周时期劳动人民的徭役负担有一定程度的减轻，从事生产劳动的时间相应地有所增加。于生产的发展是有益的。
562年，宇文护在蒲州(今山西西南部)开凿河渠，在同州(今陕西大荔一带)开凿龙首渠，增辟农田，以广灌溉，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同年，免去当年的徭役及租赋之半，减轻百姓负担。保定五年(565年)，武帝诏曰：“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为官奴婢者，已令赦免。
其公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宜赎为庶人。”关于这个诏令，论者多以之归为武帝改革之措施，实在大谬。
须知诏令颁发之时，武帝虚有其名，不掌国事，如此事件，定须宇文护首肯，故而此诏令完全是宇文护旨意下的产物。字文护以上一系列内政方针、措施的实行，使他当政时的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政权也渐趋稳定并日益得到巩固。
《周书·晋荡公护传》说宇文护“性甚宽和，然暗于大体”，又称他“凡所委任，皆非其人。兼诸子贪残，僚属纵逸，恃护威势，莫不蠹政害民”，因此，“高祖(武帝)以其暴慢，密与卫王直图之”。其实，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宇文护当政时所委任和亲信的人，并不象史籍上所说的“皆非其人”。他最宠信的人莫过于宇文宪，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史载宇文宪“奇姿杰出，独牢笼于前载。以介弟之地，居上将之重，智勇冠世，攻战如神，敌国系以存亡，鼎命由其轻重”。
可见，宇文护对宇文宪的重用，是以才任之，以能使之的。倒是武帝“密与之图”的卫王宇文直，才正是一个“性诡浮，贪狠无赖”之徒。至于说到字文护诸子及僚属恃护权威，蠹政害民，是其地主阶级的本性使之然也。
宇文护在“有周受命之始，实预艰难”，“及太祖崩殂，诸子冲幼，群公怀等夷之志，天下有云就之心。卒能变魏为周，俾危获义”，这正是他最大的历史功绩，也是他历史地位之所在。
宇文护承继宇文泰创立的基业，扶植宇文泰的后代，建立起一个渐趋兴旺强盛的王朝，直接为周武帝的改革图强、灭亡北齐、统一北方，间接为隋的大一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宇文护不仅仅是一个封建王朝改朝换代时的过渡人物，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也应是具有一席之地的历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