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玲子：《戦前外地の高校野球：台湾・朝鮮・満州に花開いた球児たちの夢》, 彩流社，2014年
1939年代表所谓“满洲地区”参加甲子园的天津商业，主力投手便是川西玲子的父亲
日本首相在甲子园观赏的这场比赛，其中一支是来自中国东北地区即所谓“满洲”的球队。
无论是有意安排，还是纯属巧合，其象征意义都不容忽视。
显而易见，在甲子园大会的语境中，作为殖民地或被视为势力范围的学校球队皆可被纳入大日本帝国的“全国”范围内，进而换取当局的背书乃至支持。
《朝日新闻》对大连商业比赛的详细报道
当代体育的概念起源于十九世纪，又似乎与现代化有着或明或暗的勾连。明治维新后，“体育”概念被引入日本，被视为学校教育的重要一环。
在帝国主义的语境中，体育之目的在于强健体魄与磨砺意志——这既是为了个体能献身于富国强兵的最高宗旨，也是一种国家维新开化的个体隐喻。
在棒球刚被引入日本时，就被打上“文明开化”的标签，以至于最先在青年学生中流行。
当棒球被成功“日本化”后，这项来自美国的舶来运动又被赋予了传承所谓“日本精神”的功用，并被赋予民族主义的象征意义。
1896年，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棒球队连续三场比赛击败了横滨的外侨球队，当时的校长就曾表示：“今日的胜利不只是我校的胜利，更是我国的胜利。”
而当日本面对朝鲜、中国台湾这样的殖民地，抑或中国东北这样强占的地区时，“棒球”又成了现代化与所谓日本精神的象征，既可以维系当地日本移民与本土之间文化情感的联系，又可以将之外化为某种帝国的对外象征。
英国在印巴等殖民地推广板球运动时，也有与之类似的过程：通过有意识地在殖民地普及板球运动，将之变为改善殖民地与宗主国间关系的“纽带”，进而发挥文化整合的作用。
在日本的例子中，棒球则是现代化与所谓“日本精神”的象征，一方面可以教导殖民地民众“知礼守序”，另一方面则可借此强化日本武士道传统的忠勇牺牲精神，发挥“同化”效果。
朝鲜、中国东北华北、中国台湾地区学校球队夏季甲子园出赛情况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