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子园博物馆的校名墙上仍保留着所谓“外地”高校的出赛记录（作者摄）
不过，学生棒球在前述三地的发展过程仍存有不少差异，日本统治当局的态度也各有不同。
在中国东北地区，参与棒球运动的学校皆为日本人学校，球队成员几乎都是日本人，因此并不会出现不同族裔之间的竞争或冲突。
相较而言，在朝鲜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殖民当局所面临的情况则更复杂。
殖民地棒球还是民族棒球？
早在1916年3月，《朝日新闻》朝鲜版便曾计划举办朝鲜地区棒球大会，将其作为全国大会的预赛。结果，却被朝鲜总督府临时喊停。
负责殖民地朝鲜教育行政事务的总督府学务局发出了“暂缓使用学校名称参加竞技运动”的指示，认为“过渡时期的朝鲜不适合开展学生棒球竞技运动”。
当时负责全国大会运营的《朝日新闻》记者中尾济分析过该决策深层次的理由，他指出：
“先不说棒球，只要是会引发日本人（内地人）和朝鲜人之间争夺胜负的事，从统治的角度来考量，多少都会招来不好的麻烦。学务局当时的考量大致如此。而通过棒球来促进族群融合为时过早，因此有如此结局。”
换言之，总督府担心体育竞技反而会引发朝鲜人的对抗心理。
三年后，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席卷朝鲜。之后，日本当局对朝政策开始从“武断统治”转向所谓“文化统治”。
1921年7月，第七届全国中等学校优胜棒球大会朝鲜大会终于得以举行。
不过，较之日本内地，朝鲜大会的比赛有了不少特别的规定，例如“禁止拍手以外的加油方式，仅限使用正式的应援歌曲”。
而总督府对比赛的态度则是“既不反对也不鼓励”。这一年釜山商中学获得朝鲜大会优胜并赴日参加“全国大会”。
不过，参赛球队里大部分也都是日本人。这个情况到了1923年，开始有所改变。学生棒球也随之开始从“殖民地棒球”转向“民族棒球”。
那年第一次出场的徽文高普成了那一届的黑马。球队教练朴锡胤小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曾在币原喜重朗的母校——三高当过投手。
自东京大学毕业后，返回朝鲜，就职于京城私立名校——徽文高普，并兼职棒球队教练。
1923年的朝鲜大会共有八校参加，徽文高普棒球队全员均为朝鲜人，其余七校棒球队则几乎都是日本人，徽文高普击败仁川商和龙山中进入决赛，并在决赛中以十比一的大比分击败了前年的冠军京城商。
《朝日新闻》曾如此报道：“徽文高普在万余人的狂热同胞的簇拥之下，高举优胜大旗在京城市内散步。”参加全国大会时，朴锡胤亦表示：“不论胜负，都要在内地百万观众面前充分展现朝鲜青年的男儿风采。”
小野容照：《帝国日本と朝鮮野球: 憧憬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の隘路》，中央公論新社，2017
1923年8月徽文高普棒球队在甲子园的合影
巧合的是，在随后举行的全国大会上，徽文高普在第一轮就碰上了代表“满洲”的大连商业。
尽管大连商业的队员几乎全是日本人，但球场上依旧有应援团唱中文应援曲，而旅居关西的朝鲜人则用朝鲜语回应，场面火爆。
徽文高普虽击败了大连商业，但在此轮惜败于京都立命馆中学。《朝日新闻》称赞其“健斗”、“善战”，“切望今后益当磨炼技艺，明年再返大会一雪今日之恨”。
然而，之后数年的徽文高普却一蹶不振，再无1923年的活跃表现。1924年，朝鲜部分学校兴起新一轮罢课抗争运动，徽文高普亦包括在内。
徽文高普有四五十名学生因此遭处分乃至警察逮捕，其中大部分都是棒球队的主力。
至1928年，朝鲜全国各式各样的罢课运动多达四百零四起，总督府称其为三一独立运动以来“民族主义思想广泛传播”的结果。
1924年的朝鲜大会，虽然徽文高普根本就未报名参加，但还是有另一支朝鲜人组成的学校球队——培才高等普通学校——顺利*入了决赛，对战日本人为主的传统强队京城中学。
决赛时，大批军警现场戒备，战至第八局京城中学六比四领先两分，但培才却在第九局出人意料地宣布放弃比赛，京城中学夺冠。
赛后，各方议论纷纷，不少人认为“培才因不公平裁判宣布比赛弃权并退场”。
之后数年间，主要由朝鲜人组成的学校球队越来越多。至1929年时，参加朝鲜大会的二十四支球队中，朝鲜人球队已有五支。
同年秋天，光州爆发了中学生抗日斗争，运动很快又波及京城，光州普高、徽文高普、培材高普这些朝鲜当地的棒球名校都积极响应。
最终，朝鲜全境共有一百九十四所学校约六万学生参与运动，共有一千六百四十二人遭日本当局检举。
“沐浴皇化”的“理番工具”
相较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学校球队参与“甲子园”的历史反而较晚。虽然台湾棒球协会早在1915年便已成立，但当时的参与者同样都是日本人，也只是将棒球视为日本人独有的消遣。
在相当长一时间内，棒球运动给了在台日本人展现所谓“民族优越感”的机会。
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在台湾总督府支持下台湾体育协会才得以成立，而其宗旨则是通过推广体育运动来促进所谓“内台亲善”。
棒球作为当时日本国内最流行也最“日本化”的运动项目，自然被视为在各殖民地推行“同化政策”、“皇民化政策”的最佳手段。
犹如当时日本舆论呼吁的那样：
“随着台湾教育令的发布，成立了不少中等高校和专门学校，实为令人高兴之事。这些新设学校必应重视体育运动……有必要鼓励这些学生们去从事运动。
与其不厌其烦地高喊‘同化’，不如不知不觉中向他们灌输身为日本人该有的精神……让他们成立棒球队、网球队，内地人和本岛人都加入这些团体，一起在太阳之下、大地之上从事运动，岂不是很愉快、很有趣且有益的事情吗？”
1921年，台湾岛内出现了第一支完全由原住少数民族组成的棒球队——高砂棒球队（后改称“能高团”），而在背后给予支持、赞助的是日本殖民当局官员和商界人士。
当时支持成立球队的花莲厅长江口三郎就说过：
“教‘生番’打球确实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但‘生番’也是人，况且也沐化皇恩、接受教育”、“我是为了要来矫正他们与生俱来的凶暴血统……让世人知道，对‘生番’的教化已有了实际成效”。
在这种语境中，棒球被视为统治者的文化，象征着皇民化的成功。
1925年后，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球队，开始出现在甲子园大会的棒球舞台上。台湾地区的高中球队能去参加甲子园大会，这个过程就自然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亦被视为台湾真正成为“大日本帝国”版图一部分的明证。
因为在此之前，从朝鲜半岛到中国东北都有日本人球队参加过甲子园大赛，独缺台湾。
不过，正如朝鲜、中国东北的情况一样，最初参与台湾学生棒球者几乎也都是当地日本人。
直到1931年来自台湾南部的嘉义农林学校棒球队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个局面。
《朝日新闻》对嘉义农林赛况的报道
1931年，来自台湾南部的嘉义农林学校棒球队成为当年夏季甲子园大会的最大黑马，一举夺得亚军。
这一年夏天，第十七届全国中等学校棒球大会的决赛组合，是当年的春季大会亚军中京商（爱知县）对战来自台湾地区的嘉义农林。
嘉义农林的队伍由汉族、日本人和高山族“三民族混成”，并在台湾地区大会打破日本人学校队伍的长年垄断，夺得冠军。
嘉义农林初次亮相甲子园就一路过关斩将，表现堪称惊艳，虽然是日本海外殖民地代表，打到决赛时反而有大量日本民众“路转粉”，为嘉农真心诚意地摇旗呐喊。
决赛中，两队力战，最终中京商四比零胜出夺冠。但屈居亚军的嘉义农林仍然赢得日本主流社会认可，留下“天下嘉农”的美誉。
此役是台湾地区作为海外殖民地参与日本甲子园大会所取得的最好成绩，也大大刺激了台湾棒球运动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