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事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称蔡东藩见了子弹惊惧不已，大病三天，病愈后表示自己还不想丢命，从此以后再不敢提民国二字，于是主动提出与会文堂解除了出版合约。不过这两种说法都过于戏剧性了。当时蔡东藩一直住在浙江萧山的临江书舍写书，并未常住在上海的会文堂，如何能见到子弹？即使确有子弹一事传闻到了萧山，时过境迁，蔡东藩又有什么必要惺惺作态、大呼口号，更不可能被吓得一病不起、卧床三天。
三、润笔无多 勉为温饱生活
不过，蔡东藩创作《历朝通俗演义》的10年间，会文堂每个月支付给他的生活费为60元，这笔钱虽然不能说太少，但蔡东藩既要写作，又要维持家计，手头总是不够宽裕、捉襟见肘，所以他极为节俭。
节俭到什么程度呢？蔡东藩光头不留发，戴深度近视眼镜，日常穿一件灰白色长衫，仅有的一套西服还是结婚做新郎时的行头，只在出席某种冠冕堂皇的场合时才穿一次。为节省纸张，每张纸尽可能多的写满字，一页可以写上2000—3000字，结果字体写得非常小，稿纸上密密麻麻的。好吸水烟，但舍不得给客人另点水烟，如有客来，就主客轮流吸食同一支水烟袋。因为交不起电费，就不用电灯、用油灯。为节约不用钢笔，随身携带毛笔、墨盒。平日多素食，常以豆腐渣充饥。夏日不点蚊香，一来省钱、二来怕熏坏了眼睛，所以每天衣裤袜子上都是蚊子吸血被拍打后的血迹斑斑……
抗日战争爆发后，蔡东藩想实业救国，创办了一家名为“坤元”的毛巾厂，有十几架织机，手工制造以抵制日货。
但萧山被日军占领后，毛巾厂因遭土匪抢劫而*。
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不久杭州沦陷，临浦是水陆交通码头，常遭日机轰炸，蔡东藩全家迁到离临浦十多里外父亲行医的庄里陈。
1940年初，日军渡过钱塘江，庄里陈亦为日军所占，幸好全家早几天避入深山村，才免遭蹂躏。日军虽在半月后离去，但仍盘踞萧山、临浦等城镇。蔡东藩坚守民族气节，痛恨日本侵略者，不愿在刺刀下过奴隶生活，尽管由于长期以来饮食无常、饥饱不定，患上了较为严重的胃病，但还是毅然挈全家避难于距离日伪军的驻点较远的诸暨的一个小山村藏绿坞。
蔡东藩从岳父黄镐京那里习得医术，在乡间悬壶济世，经常给贫苦农民看病。不顾年老体衰不辞劳苦地出诊行医救人急难。他曾风趣地对家里人开玩笑：“像我这样，总可叫作儒医吧！”因他医治有方，请他看病的人常常络绎不绝。1944年深秋的一天，来了四个青壮年农民，自称是富阳紫阆来的，因为老父有病，打听到蔡东藩医治好了很多病人，特来请他去给父亲看病。刚巧当时蔡东藩自觉身体不适，去与不去，踌躇未决。经四个农民的再三恳请，他也就不再推辞，远道前去。老农的病倒是治好了，可他自己回家后却得病“三日疟”，从此每隔三天发一次疟疾。到了年底就卧床不起了。
精通医术的蔡东藩知道自己已经病入膏肓、在世不长，就算扁鹊、华佗再世也无计可施，就告诉家人：我已灯尽油枯，非药石所能治愈也。要儿子设法把他从小路送回庄里陈。1945年3月5日（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半夜，迷离中的蔡东藩口中喃喃的诵念着南宋诗人陆游的诗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渐渐地气息奄奄、魂飞天外、溘然长逝，终年6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