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不便明说的原因，是雍正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
康熙晚年，皇子们围绕着皇位归属的争夺十分激烈，太子胤礽、老四胤禛、老八胤禩和老十四胤禵，都各自培养了自己的势力，搞得宫廷和外朝关系盘根错节、敌我难辨。让雍正住在陌生的乾清宫，实在没有安全感。
养心殿则就不一样了，雍正住在其它任何势力都未染指的新环境，里里外外用的人也是精挑细选过的新人，自然是放心。
不止是居住的养心殿，雍正对外出行也是十分小心谨慎。
比如按照康熙时期的惯例，皇帝在冬至、祈谷、雩祭等国家级的祭祀活动前，要在天坛的斋宫斋戒三天。
可树敌过多的雍正，并不放心在宫廷外面呆太久，只在紫禁城内开辟了一处“内斋宫”用于斋戒。至于天坛的“外斋宫”，只是象征性地呆几个小时。
雍正反常的决策，还体现在他对皇家陵墓制度的变更上。
通常皇家陵园，皇帝驾崩后，一般会选择葬在先父的陵墓附近。
例如朱棣的长陵在北京昌平县，之后明朝的12个皇帝也葬在长陵两侧，统称明十三陵。清朝延续大部分明朝制度，康熙去世后，也是葬在顺治帝的陵墓附近。
可雍正却别出心裁，绕开了安葬顺治和康熙的河北遵化清东陵，跑到离北京120多公里远的河北易县，新建了一座800多平方公里的清西陵。
对此，雍正给出的官方说法，是原本给自己选定的清东陵九凤朝阳山墓址：
“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
但阴谋论者给出的解释，却是因为雍正谋父篡位，内心恐惧不安，才会处处躲避康熙，选块新墓地，与老爹拉开几十上百公里的距离。
其实，对于坊间的编排，什么谋害父亲、篡改遗诏、逼迫弟弟之类的指控，也引起过雍正的重视，甚至还开动国家宣传机器，下旨编写了《大义迷觉录》一书，来澄清各种谣言。
然而，没卵用！
八卦是人的天性，老百姓聚在一块喝茶聊天，津津乐道的话题，还是雍正的心狠手辣、刻薄寡思。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雍正已经失去了对舆论的掌控。
那古代社会的舆论，又是掌握在哪些人手里呢？
答案是文人士绅阶层。在古代那个通讯靠喊、交通靠走的落后时代，信息的传递基本靠文字书写，而掌握文字书写的，恰恰又是那批读过书的文人。于是社会舆论的话语权，也在文人手里。
他们编排雍正，不说雍正的好话，只能是说雍正的某些行动，站在了文人的对立面。
纵观雍正的执政，手段不可谓不严厉。
对政敌，雍正给老八胤禩赐名阿其那（满语狗的意思），给老九胤禟赐名塞斯黑（在满语中就是猪），都是侮辱性的称呼。而且，两人都被判圈禁，最后又都死得不明不白。
甚至就连同父同母亲兄弟的老十四胤禵，也被圈禁在康熙的景陵墓，直到乾隆继位后，才重新获得自由。
此外，雍正*起对自己有恩的功臣，也是毫不手软。
雍正的顺利登基，隆科多和年羹尧功不可没。隆科多作为宣读康熙遗诏的大臣，在雍正继位时起到了维稳的作用。而年羹尧作为川陕总督，关键时刻遏制了远在西北打仗的十四阿哥允禵。两人一内一外，帮雍正坐稳了江山。
但这两位大功臣，下场却极其悲惨。1725年，年羹尧被赐自*，1728年，隆科多死于圈禁住所。
至于其他的官员，雍正管理起来也是非常严格。即位之初，就下令设置会考府，清查宗室和官员的旧账，抄家、革职、*头的案例层出不穷，搞得那帮当官的叫苦不迭。
例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他的家族在康熙朝红极一时，掌握着内务府江宁织造这份肥差，但却在雍正追缴亏空的行动中，家道败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