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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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班主任请我和陈先生留下面谈。他说，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老师会带着孩子熟悉“上学之道”的路线，送到家门。在日本，学区的地域划分是多年不变的，第三锦林小学校根据孩子的分布状况早已设计了既定的4条路线。他告诉我，我所在的银阁寺道属于第四条蓝色路线。他问了我房东的姓名，然后从手中准备好的一张报纸上找到了一个根据门牌号排列的房屋主人的姓名，再次确认。我问他，如果父母来学校接的话，应该遵守什么手续。他很客气地问我，“你确定以后每天都来接吗？” 我很坦率地说，“我以为是需要的，怕路上不安全，而且我女儿不会日语，万一遇到意外，怎么办？”他摇着头说，“不会的。”
典礼的第二天清晨，我送女儿去上学，学校规定在8点20前到达学校。我8点10分才出门，一路狂跑。女儿说，“妈妈，你放心，我今天会很好的。”可是，走在半路，她有迟疑地说，“我有一点excited，又有一点不excited，我听不懂老师说话怎么办？如果我都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就不叫上学了！”我晕极了，一边心慌慌怕迟到，还一边要安抚她的情绪，“第一天，很有可能完全听不懂，那你就要注意看老师的动作和眼神。第二天，你可能猜出一点点，第三天，可能又明白了一点点，第四天，可能会更好。人类学语言的能力很强大的。”
她点点头，又问了她最关心的问题，“上课要去厕所怎么办？ ”
“举手说Toilet。”
终于把女儿哄到学校了。到达的时候，已经是8点半。我按门铃，教务处的那个男老师走出办公室，很客气地微笑，但是指着手表提醒我，应该8点20分到达。我羞愧地点头鞠躬，反复道歉。后来，我发现附近一个女子中学的上学路上，有个老师守着，一发现迟到，就抬起手腕，用指着手表。
接下来的那几天下午，是我记忆里非常美好的场景。下午三点左右，又高又帅的班主任牵着4个孩子，沿着哲学之道，再爬上大文字山。巷子里很安静，有红色的桃花和白色的栀子花伸出围墙之外，游人一般不走进来。我在花园里，能远远地听到老师和孩子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近，就迫不及待地跑过去迎接。老师灿烂一笑，露出白白的牙齿，用日语很有礼貌地和我打招呼，然后告别，继续把最后一个孩子送到山上的家。看到老师和孩子们牵着手，说说笑笑，轻松随意，作为妈妈的我感到非常安心。
一个星期之后，按照学校的规则，需要独自走路上学、放学回家了。可是，我不放心。早晨仍然送她上学。有一天放学的时候，我朝学校的方向走去，想在半路看看女儿一个人回家的样子。我太好奇了，很想知道一个在中国从来不会独自上街的孩子，如何在日本走两公里回家。可是，我不知道第四条“上学之道”的准确路线。我在路上望穿秋水地眺望，等了很久。突然接到老师的电话，他说我女儿回到家，可是家里没人，如今又独自回到学校了，希望妈妈去接她回家。我再次羞愧难当。
后来，我想杜绝迟到，去找车行给自行车安装儿童座椅，要像在中国的时候一样，骑车带孩子上学。可是那个老板很认真地查了我自行车后座的钢条，发现里面的刻度是最大承重32斤。他问我女儿多大了。我说6岁，可是体重就是在32斤左右，她很瘦。可是，他认为年龄超限了，无论如何不让我安装座椅。我说能否改装一下自行车那条承重的金属杠，变粗一点，就能安装座椅了。他摇头，说除非换一辆车。我再求他，他还是摇头。
于是，每天清晨，家里仍然是冲锋陷阵的气氛。为了更从容一点，女儿在晚上会提前把书包收拾得整整齐齐，把写好的作业放进老师要求的作业袋子，还有午餐用的手帕、垫子、筷子盒和水瓶，以及每天运动时穿的衣服。一个星期有四节体育课，所以几乎每天要带那套白体恤蓝短裤的校服。她已经很熟悉学校的流程，因为政府安排了中国翻译每个星期陪读两个上午，持续了两个月；每个星期还有一个日本老师来学校补两次日语课。
从5月开始，开学一个月之后，我女儿入睡前会哼日语歌了，是她的校歌，美妙的童音加上音乐的调子。尽管我听不懂内容，仍然觉得真是好听啊，好听得让我有点感动，是久违的校园的单纯。那个调子唱了逾一百年了。有一天，我们走路回家，一位80多岁的老妇人在家门口摆了几袋新鲜的日本小樱桃，100日元一份。她问我女儿在哪个学校，勉强地用英语说，她小时候就在第三锦林小学校。附近街道的几代人都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有时候，路上遇到人寒暄，也会说“啊！你在第三锦林小学校呀”，是遇到校友的热情。
那个时候，我微信上的中国家长群正在热烈讨论着如何在9月开学时成功保证孩子能入学。几百个人，天天在讨论着孩子的户口，挂靠爷爷奶奶的户口，夫妻在纠结要不要离婚，担心居委会夜里去敲门，核实是否户口所在地是否真实居住。相比而言，日本的入学完全没有制度性的障碍，规则稳定不变——“保证孩子就近上学的权利”，从太祖辈延续到孙子的孙子。
5月9日，吃完早饭，女儿突然问，“妈妈为什么我还不能自己去上学？”我想了几秒钟，回答说，“当然可以，你完全可以自己去上学了”。就这样，她背起书包，准备出门。日本孩子的书包都是各自买的，不过是几乎一模一样的硬书包，在地震发生时，可以把书包举起来，保护头部。书包有几个特征，外面套了学校发的黄色的塑料布，很鲜艳，主要是为了交通安全；书包的外面，镶嵌一个卡片，要写着家长的姓名，电话，孩子的姓名和血型；还必须系一个求助的口哨，也是学校发的。当我填写孩子的血型时，心里很不舒服，很不安。可是，日本就是这样从小熏陶应对灾难的意识。
女儿一边穿鞋一边说，“妈妈，你放心，我会小心过马路的。”她出了家门，沿着哲学之道走一个多公里，然后下一个坡，过了马路就是学校。过马路的时候，会有很多70多岁的义工带着袖章，举着黄色小旗子，关照着孩子过马路。
她走在巷子里，我放心不下，穿着拖鞋和睡衣追上去。我把一片绿色的叶子交给她，并且在旁边掰了几个齿牙。我叮嘱，“到达学校，把叶子放在校门口，这是我们的暗号，我晚一点会去看一看”。女儿笑了，很开心地和我玩这个游戏。
我叮嘱她要一路小跑，想催促她，可是自己心里好像还有没表达出来的情绪。没时间了，我就说“女儿，妈妈爱你。” 她一边走一边回头喊，“妈妈，我也爱你。”
早餐后，我去京都大学的图书馆之前，先骑车绕去女儿的小学。在校门口，我停车弯腰，细细寻找那片叶子。结果，在栏杆里面看到了，叶子被风吹翻了，侧身躺在淋雨后的潮湿地面。我睁大眼睛，看到齿牙了，情不自禁地笑了，是眉开眼笑。
上学晨景
小学运动会，其中一个学生是残疾人
4
从大文字山的顶上远眺，京都府地处绿山环绕的盆地，中间有连绵的绿树点缀。城区的几个主干道纵横分布，数不清的巷子像疏疏朗朗的线条，横竖交割，整体像一个棋盘，无论身处何地，都可以从东走到西，从南走到北。在陌生之地，我更喜欢去发现别人的日常，而非名胜古迹。所以，常常漫无目的地骑车或者走路。
某一天早晨，我从南禅寺的方向回家，在街角发现了一个大操场，围栏里有很多小宝宝在里面玩泥沙，荡秋千。我正愁着1岁半的儿子平时无处可去。于是，找到大门，墙上写着锦林保育园，旁边的一张牌子写着“庭院开放”。那时候，家长们陆续送孩子过来，我跟着走进去 。
那是一栋大概两层的建筑，室内布置和中国的幼儿园无异。穿过大厅，就是宽阔的泥地操场。设施也不多，就是一个大沙池，一些小自行车，供孩子爬上爬下的架子，是不同尺寸的金属梯子，还有一个小土丘。沙池，是京都儿童游乐场所的标配。沙池旁边有形状各异的模具，像碗、锅、铲子，老师们也陪着玩过家家。孩子们在泥土里摸爬滚打，有些就拿着小喷水壶排队，等老师分配水，去浇花。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很多孩子都挂着鼻涕，在唇边徘徊，我看到后总有冲动想去擦干净，可是别人都对此视而不见。
在教学楼的一层，有一个大房间外面的走廊用围栏圈起来，是一些还没能坐，或者正在学爬的婴儿，还有一个好像是有小儿麻痹症的婴儿。有两个女老师在看护。柔软的被褥铺在地板上，春日阳光刚好洒在上面，宝宝们在那里躺着或者爬着，她们抱着需要安抚的孩子，在轻轻地哼唱儿歌。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成年人可以对孩子的哭泣脱敏，她们是职业化的淡定，不带情绪地处理着孩子的哭泣。在日本，2个月以上的孩子就可以进托儿所。在国内，我没见过托儿所，可能有，也会很少。在红黄蓝幼儿园等虐童事件发生之后，我更是觉得托儿所行业在中国很难存在。那么小的婴儿，家长如何放心托付出去呢。既然幼儿园都说要用摄像头，保证家长随时在手机监控。按照这样的思路，托儿所会需要更多摄像头。可是，摄像头的伦理和效果都是可行的吗？我带着这样的疑问来观察日本。
我想和一些老师聊天，可是不会日语，很难进行下去。我只了解到，有些主妇会担任兼职保育员，可以看护自己孩子，还可以挣钱。为了保证育儿设施共享，保育园户外的庭院是对外免费开放的。有一次我在二条城附近逛，那里曾是幕府将军在京都的行辕。我看到一个幼儿园，门口也写着“庭院开放”，我就很放心地进去遛娃。在有人群的地方，无论孩子还是母亲，都可以结识新朋友，减少在家育儿带来的社会隔离感。
接下来的那几天，我和小姨一起带着儿子去保育园玩。那里距离我女儿的小学是步行5分钟的路程，这是很合理的设计，很方便妈妈照顾多个孩子。当时，我只是想着去享受免费的育儿资源，没想到申请托管。在中国的时候，日本的朋友就说非常难申请，需要提前好几个月才会有名额。到日本后，我问了房东，她也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可能。四月初，我突然收到房东的电子邮件，她说附近有锦林育儿园，很多京都大学教授都会把孩子放在那里，建议我尝试申请“一时保育”，适用于6个月以上的孩子，每月15号前申请，一个星期最多可以托管3天。我请了留学生嘉欣帮忙电话预约，过了几天，我们一起过去和保育园面谈。
锦林保育园曾是京都市公立的，后来由一个社会公益法人所拥有，理论上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不追逐经济利益。保育园和幼儿园的宗旨不同，前者是以养育为目的，不注重教育。保育员都必须获得国家社会福祉士的资格证。园方对保育员没有明确的考核，但是对每个孩子有阶段性的目标，在不同年龄实现不同的能力。
保育园只接收全职和兼职女性的孩子，全职主妇是没资格申请的。虽然日本“少子化”严重，也有家庭主妇的文化，但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希望出来工作，因为经济形势不好，一个男人很难独自供养家庭，而且，她们认为，在家抚养孩子比工作更加不轻松。需求增加，申请保育园越来越难。
由于有京都大学访学的证明，我有资格为儿子申请一个名额。全日托管的申请期限是每年4月前，我错过了，就算不错过，也未必能塞进当年的等待队列。不过，还有一个补救的方法，就是申请“一时保育”，尽管一个星期只有三天托管，也足可以让母亲休息一下。每天的托管费用是1800日元，再加上300日元的伙食费，一顿午餐和下午茶，一天的开销是21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140元。实际上，保育园的成本不止这些。京都市政府为“一时保育”的孩子一天补助5000日元，直接进入保育园的账号。无论公立还是私立的保育园和幼儿园，全日托管和一时保育的孩子，都可以按照人数得到财政补助，这笔资金来自于政府收取的住民税。
在面谈的时候，保育园负责人要我在一个表格上填写收入状况。父母的收入会影响孩子学费的高低，贫困家庭可获减免。锦林保育园大概74个孩子，从零岁到6岁，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全职教师有22个，兼职的有9个。幼儿园只上半天，早上9点到下午2点，所以职场父母可以把3岁以上的孩子继续送进保育园。日本的幼儿园和保育园也区分公立和私立，学费相差不悬殊，但是质量仍有优劣之分。谈及社会上抱怨的“入学难”，锦林保育园的园长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家长择校。在她的园里，一般保育员的工资是350万日元的年薪，大概是一般大学毕业生工2年后的水平。她认为，高工资和虐童无关，要保证老师工作量和精神压力都不太大。
保育园在游泳池区域、教室走廊和大门口处，都有摄像头，目的是防盗和回放安全事件，而不是防止虐童。 园长认为，保育园虐待孩子不常见，家庭虐待反而更多。她认为，社区为家庭提供的育儿支持远远不够。日本没有保姆行业，祖父母一般也不会帮忙照顾孩子，主妇既要育儿，还要做家务，身体很劳累，精神上也封闭，会有寂寞和隔离感。她们每天和孩子困在家里，无法逃离，也无法求助，整个社会文化都认为，养儿育女是母亲的责任。她说，从第一次抱孩子开始，母亲就会产生不安，担心自己不能把孩子养好，而这种不安，或深或浅，会一直折磨着神经。对此，哪怕是作为职业女性的我，都深有同感。
我预约了5月份需要托管的日期。日期一般不能再改动。若有特殊情况，只能减，不能增。签约后，我开始不安，担心儿子太小，听不懂日语，会有太强烈的分离焦虑。于是，咨询了导师落合教授。她回答，“3岁神话”是个舶来品，说孩子3岁前最好有母亲尽量多的陪伴，现在成了日本很强大的文化传统。可是，京都大学的教授作了一个研究，最后的报告显示，孩子并非离不开母亲，幼龄去学校有益于情商和社交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