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亲子活动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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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上学前的一天，我把学校要求的3套衣服、擦嘴手帕，可悬挂的擦手毛巾，5个纸尿裤，床褥，被子，围嘴等都装进一个布袋子，还有他平时最爱看的一本书。低龄的“一时保育”叫蝴蝶班，是两个60多岁的保育员，有几十年的经验，被大家尊称为“奶奶先生”。一时保育的孩子不是每天来，受父母的工作时间影响，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容易哭泣，情绪会更难安抚。我把儿子的衣物放进专属他的抽屉，再把带来的垃圾袋打开，方便老师放脏的衣物，把毛巾挂起来，再把围嘴、袜子放进专属他的位置。这是每次上课必需的程序。我抱着儿子，对他解释说，妈妈要和他再见了。他开始狂哭，奶奶先生放下手中的孩子，过来抱着我的儿子，拍拍胸口，用日语说，“请放心”。我交给她，马上走出教室门口，身后是竭斯底里的哭泣。我转身走到操场，坐在儿子教室窗边，听听哭声有多久。等到哭声减弱，我才会离开。那种精疲力尽，像经历了一场战争。
孩子们会在9点多钟出来操场晒太阳，我站在操场对面的公寓楼，有更高的视角。我还在等着儿子出来。后来，奶奶先生抱着他出来了，仍然在哭泣挣扎，在操场走了一圈，他都拒绝玩泥沙和玩具。最后，她抱着他站在操场面对马路的一个铁门前面站着张望，估计是告诉他，那是妈妈来的方向。相隔一条马路，我从树叶缝隙窥探着儿子，而他看不见我。
后来，他愿意回到沙池玩了。日本的教育倾向于培养独立的生活能力。这一点，从托儿所就可以看出来。孩子们在操场玩完泥沙，进去午饭前，需要排队在水龙头冲脚，然后坐在地上用毛巾擦干。我曾看到老师引导一个2岁多的女孩子换尿布，孩子自己扯下裤子，穿不进纸尿裤，老师帮一下。从膝盖拉到腰围，孩子不停折腾，足足花了十多分钟的时间，老师只是耐心地旁观，所有的帮助都有明确的界限。园长说，培养孩子的目标是学会独立，独立生活，独立思考，不是老师叫他怎么做，而是他自己选择要玩什么。然后，集中精神，去玩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处理好和其他孩子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必须保证足够的运动。
第一个星期，都只是半天，中午12点接回家。第四天，才是正式的全天托管。5月，是京都的雨季，炎热暴晒和狂风大雨交替。那一天，是滂沱大雨。我把儿子放进婴儿车，穿上雨衣雨裤，来不及买雨鞋，就把他的鞋子和袜子脱光。一路艰难行进，把他送进了学校。先生每天都会在家庭报告册里面写吃饭、情绪、社交等情况的评估，例如他是常粘着先生，还是愿意和其他孩子玩；是独立吃饭，还是需要喂食。为了方便我，还找人把标准模式翻译成中文，每次就在上面打钩。报告说，他的哭泣时间在缩短，从断断续续一个半小时，到十几分钟，说明他是适应的。
尽管情绪上适应了，可是身体上还需要一个过程。第一个月，我儿子发烧了3次，每次都是高烧。距离家步行10分钟的地方有很多诊所，适合老人的牙科和骨科最多，其中有一家儿科。日本少子化，所以儿科的病人很少。我去到那里，几乎不用预约和排队，就能见到医生。医生问我，是否有国民保险，如果有，妈妈就几乎不用付钱了。我说，只有商业保险。他面露难色，很尴尬地说，"the price is very high!" 我很紧张地问，“how high?” 他说是4000日元，大概200多人民币。我松了一口气。后来，他觉得孩子只是喉咙感染，问我开了退烧药之后，是否还需要别的药。最后，我拿着处方，沿街随便找了一个药房。诊费和药费，总共约人民币300元，最后都由商业保险覆盖的。我四个月的商业保险费大概是人民币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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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职业妈妈带着两个学童，我们在日本社会并非一切顺利，特别是异乡人，在日本要面对的冲突更多。一次，我带家人去京都市的购物中心河源町三条逛。在一个巷子里，经过一个卖碗的小商店。女儿想去看看。我推着婴儿车，怕儿子吵闹，就同意她自己去，我在玻璃橱窗外面等待。不到两分钟，我突然发现店里面那个老板在推我的女儿。我以为她摔破什么东西，抱着儿子马上冲进去，第一句就是“sorry”。可是，我发现地上没有碎片。那个老板在大声地嚷嚷，“no chinese!”
我以为听错了，“what did you say? ”
"No chinese!"
"why?！"
这时候，他已经很粗暴地推着我和女儿的胳膊出门，我们还来不及出去，他就关推拉门，夹了一下我的身体。我被气得灵魂出窍了，那一刻想报警。可是，又担心日本警察会袒护日本人。像条件反射一样，我对着商店的门口，很粗俗地吐了口水，发泄内心的鄙视和愤怒。他也疯了，在后面继续嚷嚷。我担心他追过来，就带着孩子们快步离开。女儿被吓哭，我安抚她，其实我那一刻也很需要别人的安抚。
气愤的情绪久久不能散去。中国的留学生说，我应该拍视频放在网络上。后来，我和一个日本律和记者讨论这个事情。律师认为老板存在歧视，就报告给京都市的外国人权利委员会。可是，日本的记者说，日本的妈妈不会让孩子独自进去易碎品商店，所谓监护，不仅仅保证自己孩子的安全，而且要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人家老板卖的不是碗，而是手艺，希望得到尊重。对此我并不认同，我认为手艺人有权利说"No children"，不可以说“No chinese”。
后来的几个月，我带着俩幼儿在日本生活，从更多细微之处感受到中日民间的冲突，也感受到日本社会对女性的压力，特别是对母亲。母亲被认为需要对孩子所有的坏表现负责任。正因如此，旁人的一个眼神，在公共场所就会形成非常微妙的紧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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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都生活了两个月之后，慢慢地认识了周边社区的一些孩子和妈妈。走在家附近的街巷，结伴放学的日本小孩会笑着喊我“Yitong 额嘎桑（沂桐的妈妈）”。他们友好天真，笑容像一股清流。有一个雨天，我推着儿子，牵着女儿走在回家路上，雨滴打湿了我们的头发和衣服。突然，一把伞出现头上，回头一看，是一位妇女，正对着我客气地点头微笑。她的孩子和我女儿认识，虽然我女儿还记不住所有朋友的日语名字。这种缘分来自于孩子们在儿童馆的课后生活。
日本的小学对应着一个儿童馆、保育园、幼儿园和一个社区小公园。儿童馆也是社会公益法人设立和运营的，也得到政府的财政资助。从二战以后，儿童馆就开始在日本境内普及。其角色根据儿童的年龄区分两部分，幼龄孩子可以全天享受里面的玩乐设施，露天的操场，还有定期的免费育儿培训、户外活动、体检和儿童游戏；小学的孩子可以在放学后来做作业和自由玩游戏，参加运动。第二部分类似于中国的托管班，只不过日本的儿童馆是以公益目的运作，有政府支持，而且孩子们都来自于同一个学校，彼此认识，在玩乐中培养了很亲密的感情。
这样的育儿资源都是按照学区划分的，登记在册的会员都属于特定的地理范围，同时其设施又是向社会免费开。在寒暑假，儿童馆还会组织去其他城市的夏令营，几天的费用大约人民币1000元，短程不住宿的，一般是人民币100元左右。政府强大的资源支持，让我感觉在日本的育儿成本比中国的低很多。
初到日本的周末，房东写邮件给我。尽管她就住在我隔壁，由于她不会英语，我不会日语，所以都是电邮来往，可以谷歌翻译。她说周末在京都市儿童中心当志愿者，如果我的孩子们想去玩，她可以带路。那天早晨，银阁寺道已经游人如织，樱花烂漫如云。我们跟着房东走向公交车站，她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没有语言，只有眼神的交流，我每次都看到她如血的红唇。日本的妇女，皮肤很白皙美丽，越是上年纪的人，好像越喜欢用浓艳的唇膏，化妆的效果让我不由地想起艺伎。并非不美，而是需要在某种文化之内才能理解的美。 儿童中心的设施包括室内和户外，全部都是免费的，楼上还有免费图书馆，不过只有十几本英文童书。宣传栏上还有各个社区儿童馆的免费资料，我每个都拿回家，尽管都是日语的，但是我能蒙得出来汉字的部分意思。拿回家后，我一个一个查看地图，发现了白川儿童馆离家里最近。
那时候，还没开学，我把地址抄在纸上，带着两个孩子去，问路找到了白川儿童馆。儿童馆在山边，白川河从其背后流过，岸上是一条很美的樱花小道，旁边是失智症老人的养老机构，沿路是各种牙科和骨科诊所。我敲门进去，从那个男工作人员惊讶的神情可以看到，极少外国人来访这种社区设施。他说日语，我说英语，每说一句，都打开智能手机的翻译软件给对方看屏幕。我大概了解他们的工作时间，每个月固定的幼儿活动日，以及活动的内容。交流很费劲，后来他下楼工作，一楼的小图馆和游乐室有一些日本孩子在玩，我在二楼陪儿女。下午三点多，我看到日本的孩子在排队领取零食，就让女儿也去。可是，快到我女儿的时候，那个男工作人员脸露尴尬地走到我面前，大致说不可以，说人家都是登记在册的会员，交了会员年费。我说可以交他所要求的费用，他仍然拒绝。初来乍到，我不了解情况，就不再坚持。后来的几天，我就会带女儿提前回家，以免她失望和难过。
4月9号开学后，我了解到孩子们放学后，可以去儿童馆，图书馆和家。老师们会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训练他们独自去这三个地方。第三锦林小学刚好对应白川儿童馆。我很希望女儿得到平等的待遇，融入当地的生活，有日本的朋友。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儿童馆的馆长U su i 先生，义正辞严地提出申请成为会员的理由，并且请朋友翻译成日语。我认为，我女儿已经是第三锦林小学的学生，应该和同学平等；如果需要会员年费，我可以缴纳，但是有权利享受哪怕只有四个月的福利。最后，如果他不能回应我，请告诉我进一步向京都市教育局申诉的渠道。我把信握在手里，准备好争辩的架势，没想到馆长只看一眼，就点头同意了。
和保育园一样，儿童馆只接收职业女性的孩子，全职主妇仍然被认为是应该独自育儿的。我曾经问馆长这个规则的原因，他说因为孩子放学之后，可以和妈妈在一起了，这是最好最安全的。由于越来越多女性就业，托管到儿童馆的孩子也比以前多了。儿童馆有7个工作人员，5个全职的，周六也上班。在我眼里，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陪孩子玩。儿童馆有一栋两层的小楼房，一楼是办公室，小图书馆，邻接一个很宽敞的活动室。孩子到达之后，第一时间就在小图书馆写作业，我看到了各种横七竖八的坐姿，随时去问老师关于作业的难题。图书馆书架主要摆着日本的漫画书，有一个老先生常常在活动室和孩子对弈象棋，有的老师则在外面的人陪着孩子玩飞盘，足球。四点左右，就是下午茶时间，孩子们去洗手、漱口，轮流摆放和发放零食，最后还要值日吸尘。
我问馆长，为什么日本的小学生花了大部分时间在玩，而不是学习。他说，玩的过程就是学习，包括与人沟通，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现在日本的孩子越来越不独立了，他想培养孩子有毅力，不轻易放弃。如果只是学习，身体怎么能好呢？在日本，一般都是到了初中，才会考虑学习。走精英路线的知识分子家庭，会安排孩子去很贵的私立中学；普通家庭的孩子就会继续在社区公立中学。这是他们人生中的最重要分流。他认为这是合理的，一个社会需要不同层次的人才，就算去做厨师和建筑工人，只要自食其力，也是一份值得骄傲的工作。我对女儿的小学阶段没有期望，很乐意让她在日本享受充分的运动和快乐的小学时光。儿童馆根据我的收入状况，每个月收取了500元人民币的费用，以及每月大概20元人民币的伙食费。
从那以后，我女儿下午三点放学后就跟着同学们一起去儿童馆。从学校门口出来，走下一个斜坡，经过一个社区公园，等红绿灯过一个大马路就能到达，大概是步行10分钟的路程。京都的社区公园，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一个泥地操场，一个沙池，一个滑梯，两个秋千，好像日本这个民族对泥沙到了迷恋的地步。尽管如此，孩子们很少被这些吸引，只按照学校规定的路线，在路上结伴走，不会再岔到别处去。那条马路，是交通主干道，汽车和混泥土的车都在飞快奔跑。虽然有天桥，可是孩子们都不愿意爬上去，都情愿等红绿灯。汽车呼啸而过的声音，像悬挂在心头的恶梦。我去儿童馆咨询，工作人员以后是否会去学校接孩子放学，马路好像比较危险。馆长说，一个星期后就不会接了，笑眯眯地看着我说，“No accident”。
5月的一个下午，狂风大作，瓢泼大雨。我骑车飞奔，赶到马路口，躲在电线柱后面，等女儿出现。除了我，没有其他像我这么神经质的家人。风雨很大，孩子们乖乖地撑着伞等红绿灯，衣服鞋子都湿了一大半，在红灯亮起时，很有秩序地走过，我女儿在人群中间。绿灯亮了，汽车继续呼啸而过。狂风拉扯着雨丝，马路上溅起了一层水花，视线很模糊。我看着马路对面的小身影，心里很安慰。
社区公园的场景
暮色下的社区公园
白川儿童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