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黄梅戏中经典剧本多讲述湖北黄梅的真人真事，此已为学者们所知悉。这里只引用1934年《申报》上《黄梅调》一文的评述，学者绍康在研究黄梅调与湖北黄梅的关系时这样说道：黄梅是鄂东与皖西接壤的一个大县，“黄梅调”就是在这个县里发源的……民间演剧大都题材浅近，用土音土语演出，举办起来又多半轻而易举。“黄梅调”也自有着这些优点。“黄梅调”的取材就有不少的“本地风光”……但“黄梅调”也的确有它独创的地方。
“黄梅调”中有许多戏确是有名的事实的搬演。这些事实多半都发生在黄梅及鄂东皖西一带，也有少数是发生在皖鄂两省别部及河南或江西的。如正戏中之“讼词记”“乌金记”及插戏中关于余老四、蔡鸣凤的事情，据说真确有其事，确有其人，确有其地。……“余老四过盖岭”，所谓盖岭是宿松和黄梅交界的一座山，是余老四从太湖回家要经过的一条路。据说余老四在太湖和张二妹“相好”，至今太湖人还认为不大名誉，太湖的某些地方还禁演这种关于余老四的戏的。由此可见“黄梅调”地方色彩的浓厚。
“黄梅调”戏词颇多采用村野俚语，简字、俗字、错字，充塞字里行间。早年流行的是一种手抄本的唱本，现在因流行颇广，皖鄂（以黄梅为中心，东至大通，西至汉口，南至武穴，北至黄麻以上。浙江于潜一带有洪杨时代安徽的移民，他们也曾把“黄梅调”带过去。）各大小城市有木刻本出现了。
绍康先生明确黄梅调发源于湖北黄梅，黄梅调的播衍与流传，是“以黄梅为中心”，并断言黄梅调取材于本地，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其实黄梅戏的对外传播，先后出现三个中心，早期以湖北黄梅为中心，中期以赣东北为中心，解放后以安徽合肥为中心。
在这三个中心之外，形成一个中间层，包括景德镇、池州、宣城、安庆、黄冈和阳新等，其中安庆戏风偏弱，《安庆文史资料》指出民国时期安庆黄梅戏濒临灭绝。最外围还有一个辐射地区，即江苏、浙江和福建等省的盱眙、淳安、邵武等。绍康提到的浙江于潜一带有黄梅戏，可能即后来命名的浙江睦剧。
绍康所举例的黄梅戏经典剧本《余老四过盖岭》，实为《於老四过界岭》，於老四即为黄梅人，“界”在黄梅话中读作“盖”（这个恰恰证明绍康当时听到的是湖北黄梅“土音土语”的黄梅戏），“界岭”也是黄梅的地名。这都证明在当时社会上，黄梅调发源于湖北黄梅已被承认，黄梅调取材于黄梅本地或以黄梅为中心的地域内的真人真事。这些都明确无疑地说明了黄梅调是湖北剧种。
另外，在民国时期，有许多文章（不少为黄博怀先生提供）明确指出黄梅戏为湖北剧种，并专门指出黄梅调（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也反映出黄梅戏命名早就在晚清时期即已完成，并非迟至1950年代（除了熟知的民国十年《宿松县志》外，如1879年10月14日上海《申报》报道《黄梅淫戏》，其实就表明已有黄梅戏之名，只是为了诋毁，才加一“淫”字）。
一些人认为的桂林栖命名黄梅戏一说，不符合历史事实，桂林栖只是根据已经存在的黄梅戏一名，为了推动安徽的黄梅戏艺术事业，定名并组建安徽省黄梅戏剧团。这里只列举几处过去没有被学术界提到的新史料。如清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初五日《申报》载《淫戏宜禁》:“迩来芜湖到有湖北戏班专唱黄梅调淫剧。”1917年2月10日出版的《民国日报》载：“北门外火药库旁有汪家庭、汪家兴等于夏历十一夜，邀集多人演唱黄梅戏，轰动邻右，往观者不知凡几。”1918年5月21日《时报》发表《演唱黄梅调之武剧》，报道湖北戏班在上海九亩地演唱黄梅调，而十多年后丁永泉才到九亩地演出黄梅调。1919年8月11日的《神州日报》，记载安徽宣城泾县禁止唱黄梅调，证明民国初年黄梅戏已传入皖南，并非只传入安庆。同一时期，黄梅戏也已传入池州，产生与丁永泉齐名的程积善，即“南程北丁”，这都说明湖北黄梅戏传入安徽，并非以安庆为中心，由于安庆封建保守势力大，反而需要绕道安庆，传入皖南，甚至借道江西传入浙江、江苏。
1926年4月10日，《东方杂志》第23卷第7号指出黄梅戏又一别称“花鼓戏”与“黄梅腔”，皖南黄梅腔产生于湖北黄州府。
1933年2月5日，《时事新报》发表安徽人陈载中《故乡的小戏》：“我的故乡是在皖南一角，当我在童年未踏入社会门槛以前，黄梅小戏是很流行的。相传此戏发源于湖北黄梅县，流传到安徽来的。尤其是秋收以后新年休假当中……剧目以山伯访友、珍珠塔、秦雪梅等最受欢迎。”
1934年9月18日，北平《益世报》发表王泊生的文章《中国戏剧之演变与新歌剧之创造》提到“唐山有蹦蹦，黄梅有黄梅戏，罗阳有罗阳戏，扬州有扬州戏”，此黄梅为湖北黄梅，是地名，不是黄梅时节。
1935年4月6日《华北日报》发表著名戏剧研究专家马彦祥《戏剧艺术辨正》（七）一文，其中说道：“广东有广东戏，两湖有汉戏，安徽有徽戏，北京有京戏，其余小的系统，湖北有花鼓戏，唐山有蹦蹦戏，黄梅有黄梅戏，维扬有维扬戏，扬州有扬州戏，山东有五人班等。”
1935年《北洋画报》第1290期“戏剧专刊”发表雨文《谈“黄梅腔”》，开篇说道：“‘黄梅腔’为南方流行杂戏之一，起源于湖北之黄梅县，因以为名。现在普遍及于赣皖各地。”后文列举了黄梅腔的代表作如《辞店》等，正说明这个“黄梅腔”即黄梅调、黄梅戏。
1937年1月12日《益世报》发表雷的《“黄梅腔”》，开篇也说道：“吾乡盛行一种戏剧名曰：‘黄梅腔’，相传始自鄂之黄梅县故名。然黄梅女子，间有至吾乡卖唱者，所唱之调，差别甚远。惟如《蔡鸣凤辞店》《余老四反情》《山伯访友》等等，不特剧名同，情节词句，亦皆相同。则始自黄梅之说，不无可信。”雷自非湖北黄梅人，却根据亲身感受和社会通行之说，采信源自湖北黄梅之说。
1945年离石在光化出版社出版《自供》一书，其中提到“其余如湖北的花鼓戏、黄梅戏，唐山的蹦蹦戏，绍兴戏，扬州戏，宁波滩簧，山东有五人班等”。
1948年，倚虹在《小春秋晚报》发表《我国旧剧的种类》说：“湖北省：除平剧中之汉调外，尚有楚剧、黄梅腔、沔阳花鼓戏三种。”明确将黄梅腔作为湖北代表性剧种，而在列举安徽剧种时，则是“除平剧中之徽调外，尚有石牌腔、高发子、凤阳花鼓戏三种”，丝毫没有提到黄梅戏。有些安徽学者非说黄梅戏在民国时被称作皖剧，也就是安徽剧种，据查不合历史事实。
丁永泉曾经说得很清楚，他是1926年在安庆市唱黄梅戏被抓，谎称唱的“皖剧”才得以脱身，后来为了继续唱黄梅戏，就拿皖剧名称打掩护，但这掩盖不了唱黄梅戏的事实。
皖剧不能作为黄梅戏的名称来看待，“安徽皖剧团”证章的发现，恰恰验证了丁永泉的回忆，但我们更应该明白这是被迫和无奈的，以及丁永泉的本意何在，只是表达了民国时期黄梅戏艺人传唱黄梅戏的艰辛，而不是抓住“皖剧”二字，当做历史真实，大作安徽剧种的文章。
其实，黄梅戏西进汉口比东入安庆城要早，甚至早在乾隆年间就已经传至江苏扬州（见流沙《皖鄂采茶灯与黄梅采茶调》考证）。黄梅戏进入汉口，同样为避“黄梅淫戏”之嫌，以“楚剧”“汉剧”之名演出。
1933年3月22日，天津《益世报》戏剧与电影周刊发表著名戏剧研究专家马彦祥（署名瑰卿）《楚剧初录——汉口流行的花鼓戏》 一文（后收入1937年版阎哲吾编《地方戏剧集》），该文所谓“楚剧”，收入大量传统黄梅戏剧目，说明黄梅戏在汉口演出以楚剧为名。1930年前，汉口恒道堂书局出版的多卷本《袖珍楚剧丛新》便收录了多种传统黄梅戏剧目。汉口刻本的发现，表明黄梅戏西进汉口，一定在刻本之前就持续了多年，这比二十年代末东入安庆肯定要早。也就是说，丁永泉认为自己最早带黄梅戏入省城、入上海，都只是他的片面之词，不符合历史真相，湖北戏班早在他之前就将黄梅戏传入汉口、上海等大都市了。
从晚清至民国，大量出版物提到的黄梅淫戏、黄梅调、黄梅腔等，都是指黄梅戏，且都认为黄梅戏为湖北剧种、发源于湖北黄梅。至今没有见到一则史料认为黄梅戏是安徽剧种，发源于安庆。而且，诸多史料显示，湖北剧种黄梅戏在民国中期已经初步成熟，完成了从民间小戏走进都市剧院的发展阶段。那种认为黄梅戏靠严凤英走向上海、走向全国，才得以发展壮大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作为湖北剧种的黄梅戏，在江西、安徽、江苏、港澳台等地形成了诸多流派，其中严派实力最强，在安徽发展最好，但这不能成为构成发源地的理由。只能说明1950年代以后，黄梅戏遍地开花、流派纷呈，但“流”不能夺其“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