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傣族和云南内地不少傣族都是“汉傣族”，特别说明：不是“旱傣族”，把一些地方的傣叫成水傣，相应的把部分傣叫旱傣是错误的，因为傣都是喜在水边，没有河水就不可能有傣寨，虽然不是绝对，但肯定是普遍现象，傣族寨子最少必须有条小水沟，然后有水田，才能成其为傣族寨。
那么“汉傣族”的含义是什么呢？那就是有汉姓有字派，过春节，有些风俗习惯和汉族相同，不少人都说祖先是来自内地的汉人，这些就是汉傣族。
缅人叫“掸德佑”，掸邦傣叫“客傣勒”，都是明白无误是“汉傣”的意思。
“汉傣族”既不是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历史遗留问题，纯粹是傣族自己摆的乌龙。所以人家叫“汉傣族”，有的闹不太清楚，误会为“旱傣族”也不要奇怪，不存在民族歧视，也说不上“不尊重傣族”。
汉傣族主要分布在滇西，德宏州除了瑞丽，几乎都是汉傣族，缅甸北部掸邦克钦邦汉傣族也不少（当地汉族到现在还习惯叫汉摆夷），都是近代从中国才迁移下去的。云南内地景谷景东元江新平等地傣族也应该是汉傣族。
这里只梳理一下德宏傣族的一些历史碎片，来看看“汉傣族”的是怎么来的。
滇西傣族自认为是“汉族变来”的现象应该产生于清朝中后期，那时已经接受了汉文化的滇西各傣族土司为了应付中央王朝的改土归流，将家谱修成内地来的汉族，希望能以“流官”身份继续统治。同时也向他们治下的普通傣族民众宣示：我家的文明程度更高，血统来自内地的汉族，源远流长，所以统治你们这些落后夷民是天经地义的。到了民国年间，官方初期只认“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众多南方“蛮夷”始终都无法归类，官方对少数民族还是采取封建王朝时期的歧视政策。但是随着民间和汉族交往越来越多，一些汉族普通民众为了和少数民族打交道，充当了“民族融合”的使者，纷纷和少数民族认亲戚，最简便的办法就说你们是汉人变来的，原来姓什么什么，我们两家五百年前是一家。傣族历来不注重历史记忆的整理，对祖先非常模糊，出于对“源远流长”家族历史的一种渴求，或者汉族有钱有势，挂靠在一起可以得到某种保护。于是普通傣族老百姓也纷纷改汉姓，排字辈，有点汉文化的也按照汉族亲戚提供的线索用汉文修起了家谱，先人墓碑也堂而皇之地用汉文写上来自内地的南京，江西，四川等地，家堂祖宗牌位也按汉族习惯写上：某音某郡某氏。这种“汉化”现象无形中模糊了民族区别，对消除民族矛盾不无帮助，因此官方应该是鼓励的。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展开史无前列的民族识别运动，应该说对傣族的识别是比较简单和容易的，因为各地傣族共同的元素很多，而且元明以来就已经基本形成固定的居住区域，在官方记载中已经有了相对统一的称谓，只需把族名确定成一个统一的名称就可以。至于民间家族历史的叙述，根本就没必要和民族识别混在一起，所以也没有哪个民族识别工作人员会把“汉傣族”由来当一回事，不会因此就把这部分人划归汉族。于是这种“祖先来自内地汉族”的观念一直在滇西傣族民间牢牢扎了根，以致于现在一些傣族在上新房时也延续了这种观念，当回复从“哪里来”时，有模有样用傣话叙述了从内地某府来到云南傣族地方的经过。当然这经过也是“汉族家门”告诉他们的。
到了这个时候，你不相信祖先来自内地汉族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经有了“完整的历史资料”。
这就是“汉傣族”的由来，也难怪腾冲汉族朋友以前爱说“摆夷摆夷，咋个摆咋个依。”
那么“汉傣族”是不是有可能真的是汉族变来的？
我们还是先从始作甬者的土司家族历史来理一理吧，这里本人只叙述史料，无意纠正哪家昭法（土司）的家谱。
滇西傣族土司形成于元明时期，特别是明朝官方史料有不少记载，只需把这些资料理一理，就可以知道是不是“内地汉族被封为土司”了。
盈江干崖土司
傣语叫昭法勐纳，“干崖”应该念“干AI”，《明史.云南土司》记载：“元中统初，内附。至元中，置镇西路军民总管府。……永乐元年设干崖长官司。二年颁给信符、金字红牌并赐冠服。三年，干崖长官曩欢遣头目奉表贡马及犀、象、金银器，谢恩，赐钞币。五年设古剌驿，隶干崖。曩欢复遣子刀思曩朝贡，赐赉如例。自是，三年一朝贡不绝。宣德六年改隶云南都司。时长官刀弄孟奏，……正统六年升干崖副长官刀怕便为长官司，赐彩币，以归附后屡立功，从总兵官沐昂请也。九年升干崖为宣抚司，以刀怕便为宣抚副使，刘英为同知，从总督王骥请也。”
这里，曩欢，刀思曩，刀弄孟，刀怕便都是典型的傣族名，按刀字应该是傣语“陶”或“昭”的误音，傣语把长者称为“陶”，“陶勐”是地方长老之意，有时直接就是一个地方首领，“昭”是官家之意，这两个词在各地傣族都通用，内地官员来到傣族地方，听到叫首领不是“陶”就是“昭”，偷懒简化成“刀”，于是相沿成习，凡傣官都以刀命名，也因为这样，南部西双版纳比较纯朴，把“刀”姓作为官家专用，普通百姓不能随便姓刀。而德宏地区流行汉姓后，刀成了一个家族姓，不是专指官家了。
这里《明史》“六年升干崖副长官刀怕便为长官司，赐彩币，以归附后屡立功”的记载，和刀家土司家谱具体内容相印证就清楚了：“正统三年，麓川思任法反，屡侵干崖，扰腾冲。六年靖远伯兵部尚书王骥奉旨率军15万征麓川，至潞江，不得渡，帕变口衔绳索泅水渡江，造搭浮桥以渡大军，并追擒其弟思机法，因以功升宣抚司职。”
这些记载总结一下就是，盈江地区是元朝年间内附，被设为镇西路，到明朝先设干崖长官司，后来因配合征麓川有功，升为宣抚司。所谓“内附”就是指边地少数民族归附中央王朝，朝廷任命当地民族首领继续按自己的方式统治。到明朝，由刀家土司当政，直到新中国成立。
梁河南甸土司
傣语叫昭法勐底。《明史云南土司》记载：“正统二年，土知州刀贡罕奏：麓川思任发夺其所辖罗卜思庄二百七十八村，乞遣使赍金牌、信符谕之退还。帝敕沐晟处置奏闻。麓川之役自是起。九年升州为宣抚司，以知州刀落应为宣抚使，通判刘思勉为土同知。”
而龚荫《中国土司制度》载“刀贡蛮，百夷人，祖父刀贡孟，先蒙宣慰思伦法委充南甸招鲁，明洪武三十二年（公元1399年）选百夫长，三十四年给赐冠带。故刀贡蛮袭南甸百夫长。”“永乐二十年升为南甸知州，刀贡罕告袭。”
这些记载说明：南甸原来是麓川土司的下属，后来在明朝“析麓川地”中直接受朝廷任命，再后来参与征麓川有功，升为宣抚使。
芒市土司
傣语昭法勐焕。《明史云南土司传》记载：“芒市，元中统初内附。至元十三年立茫施路军民总管府。洪武十五年，置茫施府。正统七年，总兵官沐昂奏：芒市陶孟刀放革遣人来诉，与叛寇思任发有仇。今任发已遁去，思机发兄弟三人来居麓川者蓝地方，愿擒以献。兵部言：放革先与任发同恶，今势穷乃言结衅，谲诈难信。宜敕谕放革，如能去逆效顺，当密调土兵助剿机发。从之。八年，机发令涓孟车等来攻芒市，为官军所败。放革来降，靖远伯王骥请设芒市-长官司，以陶孟刀放革为长官，隶金齿卫。”
芒市情况也和盈江差不多，也是元朝开始内附，设茫施路军民总管府，到明朝正统年间亮相的芒市陶孟刀放革，原本想乘麓川被明军打败，请求云南总兵沐昂让他去打死蛇，但明朝国防部马上知道了他想扩充地盘的心思，明确告诉他：你原本就和麓川是穿一条裤子的，现在看到被打败又说有仇，你竹篓里的小算盘瞒不了我们，还是老老实实配合朝廷大军吧。后来他也确实诚心配合明军，而麓川军也来攻芒市，被明军打败，刀放革应该表现不错，于是真心投降，明朝设芒市-长官司，以陶孟刀放革为长官。
陇川土司
陇川是从麓川分出来的，傣语昭法勐婉。
《明史云南土司传》记载：麓川之初平也，分其地立陇川宣抚使司，因以恭项为宣抚使。恭项者，故麓川部长，首先归顺效力有功，因命于麓川故地开设宣抚。已，头目曩涣等复来归，愿捕贼自效。帝命还守本土，有功，即加叙。诸凡来归者视此例。遂以刀歪孟为本司同知，刀落曩为副使，陇帚为佥事，俱赐冠带，从宣抚恭项请也。
正统十二年敕谕恭项，言：“比者，总兵奏尔与百夫长刀木立相仇*，人民怀怨，欲谋害尔父子。今迁尔于云南，俾不失所，且遣官护尔家属完聚，其体悯恤，无怀疑惧。”既而总兵官言：“陇川致乱，皆由恭项暴*无辜，刻虐蛮人。同知刀歪孟为蛮众信服，乞安置项于别卫，以刀歪孟代。”帝以恭项来归，屈法宥之，命于曲靖安置，并遣敕往谕。”
景泰七年，陇川宣抚多外闷遣人贡象、马及金银器皿、方物，赐彩币、袭衣如例。仍命赍敕赐之，以多外闷初修朝贡故也。成化十九年，以陇川宣抚司多歪孟子亨法代职。
这些记载很清晰：先是麓川的官员恭项首先投降明军，配合朝廷攻打麓川军，立功，曩涣，刀歪孟，刀落曩这些官员也跟进。麓川被平定后，明军论功行赏，把恭项任命为新成立的陇川宣抚使，恭项又推荐和自己关系好的刀歪孟和刀落曩为土司官员，共同管理地方，后来因为恭项乱*无辜，大家不服，有人想要干掉他，于是明朝廷将恭项迁到曲靖。而立大家比较信任的刀外孟为宣抚使。这是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的事，九年后的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这个刀歪孟却变成了“多外闷”，再过二十七年后的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又成了“多外孟”，此刻他应该已经去世，是让他儿子多亨法代职。
“刀歪孟”，“多外闷”，“多外孟”，显然就是同一个人，是明朝廷官员乱记录的结果，也从那开始，多家土司开始统治陇川。
从以上罗列的史料可以看出，这些土司官都是傣族，不存在内地小军官“随军征战有功，被任命管理地方”。如果那样就成了流官治理，那肯定要选派一个官职更大的军官来担任，还要派一部分的军队来保护他，不可能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汉族小军官来当土司。
这样我们就得出结论，“汉傣族”所谓祖先是汉人变来的说法，纯粹就是一场有趣的历史乌龙，个别有没有？应该有的，但肯定不是普遍现象。民族融合，一般只有文化落后的民族向先进民族靠拢，鲜少有先进民族融入落后民族的现象。
“庄峤王滇”的“变服从其俗”，那是一个军事集团的征服行为，和这种莫名其妙的“汉族变傣”是两码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