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印度文化研究家、北京大学梵文巴利文专业创立者之一的金克木（1912-2000；图一，1946年7月在印度加尔各答校梵本《集论》）可能是读者最多，却最不为读者所了解的学术人物之一。我说的不了解，还不是指他的专业梵语和印度学，而是他的生平。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用严格的考订方法撰写的金氏传记或年谱。这是因为虽然泛泛地读过他的文章，崇拜其学问和思想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搜集排比他的生平史料，辑录其佚文的人却少之又少。据我所知，上海的黄德海先生正是这少之又少中的一员。我和黄先生很早就通过电子邮件分享过金的史料，只是后来中断了许久。2020年10月，黄先生通过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肖海鸥女士再转经老友周运发给我金的早年文章《龙树〈迴诤论〉新译引言》的电子版，由此知道他仍在积极搜求金的史料，成果之一就是今年出版的《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黄德海编撰，作家出版社，2022年6月第1版）。下面就从这部书（简称《编年录》）中截取与书籍、学者和学术有关的几个片段，在黄先生工作的基础上尝试再做一点深入的追述和辨析，为将来的学者撰写客观完整的金氏传记或年谱做一些铺垫性的工作。
图一
一、傅斯年所赠拉丁语读本
1939年暑假，在湖南教书的金克木至昆明访友，见到罗常培（1899-1958）。罗又把他引荐给傅斯年（1896-1950）。一番交谈之后，傅以一册拉丁语读本相赠。关于傅斯年和他送的这本书，金克木在《自撰火化铭》（《群言》1993年第7期）和《忘了的名人》（金克木《百年投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206-208页）等文中做过回忆，后者所述更为详细：
“不懂希腊文，不看原始资料，研究什么希腊史。”他接着讲一通希腊、罗马，忽然问我：“你学不学希腊文？我有一部用德文教希腊文的书，一共三本，非常好，可以送给你。”我连忙推辞，说我的德文程度还不够用作工具去学另一种语文。……他接着闲谈，不是说历史，就是说语言，总之是中国人不研究外国语言、历史，不懂得世界，不行。过些时，他又说要送我学希腊文的德文书，极力鼓吹如何好，又被我拒绝。我说正在读吉本的罗马史。他说罗马史要读蒙森，那是标准。他说到拉丁文，还是劝我学希腊文。他上天下地，滔滔不绝，夹着不少英文和古文，也不在乎我插嘴。我钻空子把他说过的两句英文合在一起复述，意思是说，要追究原始，直读原文，又要保持和当前文献的接触。他点点头，叭嗒两下无烟的烟斗，也许还在想法子把那部书塞给我。
忽然布幔掀开，出来一个人，手里也拿着烟斗。傅先生站起来给我介绍：“这是李济先生。”随即走出门去。我乍见这位主持安阳甲骨文献发掘的考古学家，发现和我只隔着一层白布，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上上下下打量我，也不问我是什么人。我想，难怪傅先生说话那么低声，原来是怕扰乱了布幔那边的大学者。谈话太久，他出来干涉了。傅回屋来，向桌上放一本书，说：“送你这一本吧。”李一看，立刻笑了，说：“这是二年级念的。”我拿起书道谢并告辞。这书就是有英文注解的拉丁文的恺撒著的《高卢战纪》……我试着匆匆学了后面附的语法概要，就从头读起来，一读就放不下了。一句一句啃下去，越来兴趣越大。真是奇妙的语言，奇特的书。那么长的“间接引语”，颠倒错乱而又自然的句子，把自己当做别人客观叙述，冷若冰霜。仿佛听到恺撒大将军的三个词的战争报告：“我来到了。我见到了。我胜利了。”全世界都直引原文，真是译不出来。（《编年录》93-94页）
金克木“读时每告一段落”，“便写信给傅，证明没有白白得到他的赠书，并收到复信”（《忘了的名人》）。不过，金文没有提到这本拉丁语读本的书名和编者，这就值得再多说几句。像这类附有文法、注解和词汇的《高卢战纪》原文的读本，英语里有不少。我见过的就有William Rainey Harper（1856-1906）和Isaac Bronson Burgess（1858-1933）编的An Inductive Latin Primer（New York, Cincinnati, Chicago: American Book Company, 1891），Walter Balfour Gunnison（1852-1916）和Walter Scott Harley（1867-卒年待考）编的The First Year of Latin Based on Caesar’s War with the Helvetii（New York, Boston, Chicago: Silver, Burdett and Company, 1902），Arthur Tappan Walker（1867-1948）编的Caesar’s Gallic War: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Vocabulary, and Grammatical Appendix（Chicago, New York: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07），Archibald Livingston Hodges（生卒年待考）编的Caesar: The Gallic War. Books I-VII（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3）等等。傅送给金的正是上述诸书里Walker编的那本（图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周运摄。根据书后的借书卡，此书早年曾被顾华[可能就是中德学会的顾华]和蓝铁年[应即蓝公武之子]借阅过，我在1998年12月9日也曾借出过）。何以见得？金曾据《高卢战纪》第六卷译出《高卢日耳曼风俗记》，初刊于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第2卷第11期（1948年4月；《编年录》页147误将此文的发表系于1947年），其译后记则作于1940年5月1日，当时他尚未至重庆（约在1940年7、8月）办理赴印度的护照。记中提到：“右译文据该撒《高卢战纪》A. T. Walket注拉丁原本。聊作练习，非敢问世，疏谬之处，伫候明教。”（《编年录》98-99页）金当时漂泊西南天地之间，身边所携之书不会太多，此“该撒《高卢战纪》A. T. Walket注拉丁原本”必为前年暑假傅斯年所赠者无疑。A. T. Walket正是Arthur Tappan Walker的缩写，只是将Walker误印成Walket。这一拼写错误在《文学杂志》的首刊版上并未出现，到译文收进《金克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5月第1版）第八卷时却有了（但该卷卷首的“本卷说明”中却不误，只是把该期《文学杂志》发行时间的4月误作5月），也被《编年录》沿袭下来。“文革”初期，这部拉丁语读本没有像其他书一样被烧掉（《骰子掷下了》，《编年录》185-186页），它的结局是 “在我和书本‘彻底决裂’时送给了一位女学生。到我和书本恢复关系时她又还了我。如今这本书还在书架上使我忘不了送书的傅先生”（《忘了的名人》），Walker的这部书可能还在金家人手里。
图二
二、“达夫不达”周达夫
1941年6月，金克木从昆明出发，由滇缅公路至缅甸，再从缅甸到印度加尔各答，经友人周达夫（亦作达甫、达辅，1914-1989）介绍，在当地华文报纸《印度日报》当起编辑。与金一样，周也是现代中印学术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只是两人后来的命运完全不同，金成为文化名人，周则命途坎坷（舵儿：《自*研究》，《北京文学》1999年第2期，1999年2月10日；后收入《今日思潮——〈北京文学〉随笔纪实精品》，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253-272页），“达夫不达”（这是其后人所写回忆文章的题目），除了中印语言学的专门研究者之外，现在知道他的已经没有多少人了。
现存金文中最早提到周的地方，是在回忆语言学者何容（1903-1990）的时候：“我看到他[何容]时是在北京府右街中南海西门内的中国大词[辞]典编纂处。他在黎锦熙、钱玄同（疑古玄同）两位教授手下当一名工作人员。我是去找只有二十岁的世界语者周达甫的。”（《何容教授》，原题《怀念何容教授》，刊于1990年10月20日《战斗报》）黄德海先生根据周生于1914年遂将此事系于1934年（《编年录》59-60页）。金在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见到何，全是因为访周，可见周当时应该也在编纂处居住或工作。这一推论还有个旁证。孔夫子旧书网（简称孔网）曾上拍一张周于1935年10月24日发出的明信片（www.kongfz.cn/37846208；2022年11月2日读取），地址写的是“北平中海辞典处”，可见他当时确实是在北京中南海（北平中海）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辞典处）服务。从金以“世界语者”称呼周来看，两人相识可能是由于学习世界语。《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三分册（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劳荣[1911-1989]”条提到他“1932年与瞿白音[1910-1979]、周达甫等组织南京世界语学会”（326页），这个“周达甫”应该就是当时还没有北上的周。关于周与金相识之前的经历，拟另作一文考述。
周于1939年赴印留学，先是在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于孟加拉寂乡（Santiniketan）所办国际大学（Visva-Bharati）的中国学院读梵语。他发表的《印度出土之中文碑》（《责善半月刊》第1卷第18期，1940年12月1日），末署“二十九年八月寄 T. F. Chou, Santiniketan, Bengal, India”，可见其于1940年8月仍在国际大学读书。此前的1940年3月，当徐悲鸿（1895-1953）在加尔各答办画展时，周达夫也和他在一起，当时还请印度博物馆（Indian Museum）拓印过其所藏菩提伽耶出土的中文碑，可惜拓片在托人带回国（可能是要带给冯承钧[1887-1946]）时丢失了（周达夫：《改正法国汉学家沙畹对印度出土汉文碑的误释》，《历史研究》1957年第6期，1957年6月）。因担任国际大学研究院院长（也是第一任研究院院长）的老师Mahamahopaddhyaya Vidhushekhara Bhattacharya Shastri（1878-1959）转至加尔各答大学研究院任梵文系（梵文部）主任，于是周也来到加城。金克木根据Vidhushekhara将其名字音译为“维杜”，吴晓铃（1914-1995）则据该词意译为“月顶”（《悼念印度佛学大师月顶老人》，《现代佛学》1959年9月号）。据吴晓铃说，月顶是他到印度（1942年8月底）后认识的第一位印度学者，而且正是出于周达夫的介绍。张忞煜在“中国社会科学词条库”所写周达夫词条说“（周）后随V. B. 夏斯特里教授到加尔各答大学研究院”，“V. B. 夏斯特里”就是月顶，但“夏斯特里”（Shastri）并非月顶的名字，而是他的荣誉头衔“论师”。所以，周达夫等人也将其译为“维杜论师”或“维杜舍卡论师”（见后文）。月顶曾据汉藏译本将龙树《大乘二十颂》、提婆（圣天）《四百论》等书还原成梵语（图三，图四为月顶于1931年4月出版的《四百论》后九品的梵语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藏本）。
图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