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十二
图十三
图十四
图十五
周的导师郭克雷就是金在《天竺旧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7月第1版）第八章《“汉学”三博士》中提到的戈克雷（《编年录》119页），另外两位博士是师觉月和下文会提到的巴帕特。“郭克雷”是周达夫的译法，有时他也翻成郭克烈。郭曾经留学德国波恩和海德堡，在图奇（Giuseppe Tucci, 1894-1984）的建议下，选择海德堡的佛教学者瓦雷泽（Max Walleser, 1874-1954）为导师攻读博士学位，最后于1930年以研究和翻译郁楞伽（Ullaṅgha）《大乘缘生论》汉译本的论文（Pratītyasamutpādaśāstra des Ullaṅgha, kritisch behandelt und aus dem Chinesischen ins Deutsche übertragen, Bonn: Scheur, 1930）获得博士学位。瓦雷泽主编过一套“佛学资料丛刊”（Materialien zur Kunde des Buddhismus），除了他自己的多种著作外，还收有像图奇英译的《因明正理门论》以及奥伯米勒（Eugène Obermiller, 1901-1935）英译的《布顿佛教史》这样的重要著作。郭克雷根据汉译本和藏译本翻译注释并还原为梵语的《百字论》（Akṣara-çatakam, The Hundred Letters; A Madhyamaka Text by Āryadeva, Heidelberg: In Kommission bei O. Harrassowitz, 1930）也收于这一丛书。瓦雷泽去世后，郭还在《潘达开东方研究所年刊》（Annals of the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1954, Vol.35, No.1/4）上写过一篇讣闻。这么一算，周还是瓦的再传弟子。另据吴晓铃在《印度的汉学研究》中说，郭的汉语是跟一个叫费勒（W. Feller）的人学的，除周达夫的《梵赞还原三种》之外，郭还指导法周（即巴宙[W. Pachow]，1918-卒年不详）以《大涅槃经研究》于1948年获得孟买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向达（1900-1966）于1943年旅居敦煌访沙州旧城时，在岷州坊庙中发现一个残破的经幢，幢的一面除数行汉文外还刻有十一行古印度字体的文字。由于他不能分辨此古印度字体为婆罗谜文还是佉卢文，更看不懂其内容，于是就将这一部分的拓片寄给了与他有通信关系的周达夫，周又将照片转给郭克雷（时在1943年夏）。经过释读，郭确定其内容为讲缘生的佛典，字体为婆罗谜文，时代约在公元五世纪后半。郭将其研究成果题“A Brāhmī Stone Inscription from Tunhuang”发表在《中印研究》第一卷第一分册（Vol.I, Part I, October, 1944；1944年5月26日和1944年8月20日《大公报》重庆版第2版“加城小简”栏，以及1944年6月8日《大公报》桂林版第4版同栏都提到此刊的筹备出版）18-22页（图十四，图十五），文中还引用了金克木对经幢汉文部分的解释。上引季羡林介绍《中印研究》的文章没有列出郭克雷的这篇文章。郭文后来由景行（其人待考）译出（注释部分略有删节），题戈哈理著《敦煌所出婆罗谜字石刻（拓本）之研究》，刊于《现代佛学》1963年第1期（1963年2月25日，13-15页）。同期刊出的还有向达（署名“觉明居士”）写的《记敦煌出六朝婆罗谜字因缘经经幢残石》（8-12页）。金克木在《由石刻引起的交谊——纪念向达先生》（《群言》1987年第8期）中讲过这件事，但误将字体的年代说成十一、十二世纪。
宋希於告诉我，周达夫在《光明日报》第2701期（1956年12月9日）第4版发表过一篇《回忆浦那——让同行们见面——》，里面谈到他留印时的许多旧事。由于此文极其重要，看过的人可能不多，我就把全文抄在下面：
忆浦那
——让同行们见面——
北京大学教授 周达甫
12月1日，*总理在印度浦那地方说：中国希望更多的印度学者到中国大学去讲学。他说，中国还希望派更多的学生到印度，特别是到浦那大学来留学。（新华社2日电）
浦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印度因为天气热，好些省都有一个夏季的省会，例如加尔各答是西孟加拉省的省会，夏季省会是大吉岭；孟买省的省会是孟买市，浦那则是夏季省会。它距离孟买市约有半天的火车路程。夏季省会都是气候比较凉爽的地方。
孟买省（即邦）主要地有说两种话的人：说古加拉底话的中心是阿麦达巴德，也像孟买市一样，是一个纺织业的中心，甘地就是说古加拉底话的；说马拉梯话的中心就是浦那。说马拉梯话的人，以产生历史上的武士和音乐艺术家而出名，他们抵抗殖民主义侵略者最久。
印度的教育制度是一个大学管辖一些学院，分布在这个大学区域内的各地方。浦那原来属于孟买大学的区域，现在有一个浦那大学，上次到我国来访问的印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巴帕特博士就是这个大学的古代印度文化系主任。
浦那是一个求学的好地方。在自然科学方面，那里是印度的气象观测中心，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农学院，如周总理所参观过的印度中央水利及动力研究所等等，是最近几年新建的。在人文科学方面，特别是梵文，也许可以说，全印度有三个中心：一个是中部的贝拿勒斯（波罗奈城），一个是南部的马德拉斯，一个是西部的浦那。浦那的梵学旧传统的重点所在，有一点像我国“经学”中的“礼”，在语法（“记论”）等等方面也很好，最近听说老学者有些雕零了。重要的新式学术机构有潘达开东方研究所，是纪念过去一位大学者潘达开的，这个研究所最主要的工作可以说是校订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摩呵婆罗多”，原来由语言学家苏克坦加主持，他不幸早已逝世了。这个研究所也收藏了一些梵文写本，负责、保管的郭得教授是一位“名物”专家，有一点像我国清代程瑶田的学风，如果他能到中国来走走，我相信彼此都有好处，例如他与我们的水稻专家丁颖老教授就可以讨论一下中印双方文献中的稻子了。这个研究所有一些藏书，与各国交流的关系相当好，现在有日本学者在那里研究。
浦那的德干学院研究所原有梵学的传统，现在可以说是印度新起的一个语言学中心。所长葛德类博士可以说已经建立起一个学派来了。他很强调编制一个词一个词的索引（Index Verborum），如果中印双方合作，编制佛典的这种索引，由他们担任梵文、巴利文原本而我们担任汉文、藏文译本的索引，可以事半功倍，这样就可以为中印合作的语言学研究打下一个结实的基础。这个工作应该以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佛教丛书”中的“正理滴论”的梵、藏及藏、梵索引为范例，“一个助词也不忽略”（见序文），如果由中、印、苏三国合作，当然是更好了。关于这种工作，大家的意见是接近的（例如前“翻释通报”第2卷第5期，季羡林教授“对于编修中国翻译史的一点意见”）；在人力方面，我们也已经具备了一些条件，例如张建木同志与印度柏乐天教授（梵语语法学家）就曾经合作过，取得一些经验（见“翻译通报”及“现代佛学”）。
德干学院研究所早已有印欧和达罗毗荼语言学部门，葛德类博士久已有意于建立汉藏语言学部门；1943-45年我在浦那的时候，并不属于这个研究所，那是在战时，他也不惜重价，为我买参考书，我临走的时候也留赠了几本书，当时我们所能做到的就只有这样了！果阿是葛德类博士的老家，我们同情果阿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更感到怀念他，希望他来讲学，“和他的中国同行们见面”（周总理在孟买说的话，见新华社3日电）。
浦那的福格森学院是印度民族运动的先驱、甘地的前辈狄拉克所创办的；这个学院也有梵学的传统，例如常用的阿卜逮所编梵文辞典就是那里的产物。印度现在的汉藏文学者之一郭克雷博士是这个学院的教授。他校订西藏所传的梵本“中观心论”，还没有完成；西藏还保存了许多梵本，希望他能够到中国来，和我们比较长期地合作！这个学院的梵文主任教授巴兰基倍博士已经年老退休，听说有可能到北京来，他研究印度音乐史，对于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工作极有帮助，这个消息想必是大家所乐闻的！
1942年，印度的“八月运动”期间，我从孟买到浦那，火车的窗门是紧闭的，因为群众在向当时的英政府所经营的铁路扔石头。殖民主义者的坦克把炮口正对着学校的大门，师生们出入是无视它的。那时是甘地先生最后一次入狱，他在浦那的阿伽汗宫，我和导师郭克雷博士早晚散步，从校内的小山上可以望见那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的房屋和粮食都有困难，我就住在导师家里，和他一起吃过杂粮。我的三十岁生辰是和他在一起度过的。他就像我的伯叔或长兄，他的子侄与我如兄弟姊妹；他的弟弟是医生，曾为我治病。我差不多是一个生而不知有母的人，临走的时候，师母手织毛背心相赠，穿在我这个孤儿和游子身上，把这种温暖带回到久别的祖国来了！我曾寄赠一张照片，导师回信说，他把它贴在家庭相册上。……
文化交流的广泛，同深入一样重要。我们今后应该在广泛的基础上力求深入。周总理所说的“和同行们见面”，对我们国内来说，可以作为一个方针性的指示。例如吕澂先生在他的本行是有国际声望的，印度加尔各答大学梵文系前主任维杜舍卡论师校订西藏所传的梵本“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他们两位早就是互相知道的。又如向达教授曾经在敦煌城外发现梵文经幢，郭克雷教授为之考释发表，他认为是印度婆罗迷字体的唯一石刻。几年以来，这些同行们还没有见过面，今后或来或往，应该要很好地作些安排了。
我再对文中提到的人物、机构、语言和书籍的原名做些注释，以便于阅读：
古加拉底话——Gujarati
阿麦达巴德——Ahmedabad
马拉梯话——Marathi
巴帕特——Purushottam Vishvanath Bapat（1894-1991）
潘达开东方研究所——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潘达开——Ramkrishna Gopal Bhandarkar（1837-1925）
苏克坦加——Vishnu Sitaram Sukthankar（1887-1943）
郭得——Parashuram Krishna Gode（1891-1961）
德干学院研究所——Deccan College Research Institute
葛德类——Sumitra Mangesh Katre（1906-1998）
佛教丛书——Bibliotheca Buddhica
福格森学院——Fergusson College
狄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1856-1920）
阿卜逮所编梵文辞典——Vāman Shivarām Āpte（1858-1892）的Practical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中观心论——Madhyamakahṛdaya
巴兰基倍——Vasudev Gopal Paranjpe（1887-1976）
维杜舍卡论师——Mahamahopaddhyaya Vidhushekhara Bhattacharya Shastri
三、“仅二冬用之读书”
据金在《我的童年》译后记中说，他曾得到在国际大学研究中文的乞寂法师和国际大学印地语学院院长二吠陀（Hazari Prasad Dwivedi, 1907-1979）先生的指点，决心去印度教圣地波罗奈城学梵语（《编年录》112页），但最后却去了波罗奈城旁边的佛教圣地鹿野苑，并在那里结识憍赏弥（Dharmananda Damodar Kosambi，1876-1947；金也称他为“法喜居士”，“法喜”即Dharmananda的意译），随他继续读梵语（《波你尼经》《罗怙世系》等），并学习巴利语（《清净道论》等）。除憍赏弥之外，金还听迦叶波法师（Jagdish Kashyap, 1908-1976；《天竺旧事》第七章的现代“三大士”之一）等讲过梵语《奥义书》等。
金在《殉名记》里讲过一个故事：“美国一个名牌大学的一位名教授就曾要求一位印度籍教授将著作署他的名字以便出版。那位印度教授连标明合作共同署名都不肯同意，拂袖而去。为了书名上著者名字定不下来，已经排校完毕的学术著作不能付印。美国教授和印度教授先后故去，这书也不知下文了。”印度教授和美国教授说的就是憍赏弥和《梵语读本》的编者兰曼，那部无法出版的著作就是罗马字本的巴利语《清净道论》。有关兰曼和憍赏弥不和一事，金克木在不同的文章里或明或暗地讲过多次。最早的一次见于《光明日报》第1061期（1952年5月25日）上的《回忆印度鹿野苑和憍赏弥老人》（宋希於提供），其中提到：
他[憍赏弥]说：“有色人种不是人，这就是标准美国思想。能校出英文字母‘O’字是不是排印倒了头，这就是美国的名教授。”他在哈佛大学辛苦校印的佛典“清净道论”，只带回了最后的校样，而书在美国却至今不能出版。他在印度重印这书，哈佛大学就要和他打官司，控告他侵犯版权。他自然决不再去美国。倘若再去，美国国务院大概也不会给他签证入境的。
“美帝分子”兰曼和“和平老人”憍赏弥之间的不和，恐怕不像金克木这篇发表在“抗美援朝专刊”上的文章说得这么简单，值得专门研究。“能校出英文字母‘O’字是不是排印倒了头”这种认真的精神，恰恰是以憍赏弥为代表的印度学者应该向美国教授们好好学习的地方。
金何时离开鹿野苑？下一站又去了哪儿？他自己没有明确说过。我们从金1945年2月19日致于道泉（1901-1992）的信（参见陈明撰《藏学家于道泉与王森入聘北京大学始末》，《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48卷[总第259期]）中可以推知大概。此信发自鹿野苑，说明金当时还未离开，不过他在信中提到计划住至3月间。金信还留下一个此后在加尔各答的收信地址“Mr. Kin Kemo, c/o Mr. Kuo Shih-I, P-24, Mission Row Extension, Culcatta, India”，可见其下一站是加尔各答。从金于1945年6月在加尔各答译注完毕《吠檀多精髓》（见下文）一事来看，他已于当年6月返回加城，所以他离开鹿野苑的时间大约在3月到6月之间。金在1945年6月12日还给沈从文（1902-1988）写过一封信（2001年5月24日《光明日报》，据宋希於提供的原报电子版），与致于信一样，致沈信也留下相同的收信地址，也是托郭史翼（Kuo Shih-I）转交，应该也是发自加尔各答。
金在致沈信中说：“来印前二年忙于与学问无关之‘新闻’，后二年内又仅二冬用之读书，实则仅有一冬真正从师攻世界最难之巴你尼文典……。”（《编年录》128-129页）来印后的“前二年”约指1941年下半年至1943年上半年，主要在加城编《印度日报》。“后二年”约指1943年下半年到1945年上半年，主要在鹿野苑随憍赏弥等人读梵语和巴利语。论读书的绝对时间，这“后二年”还要打上“二冬”的折扣，甚至还说“实则仅有一冬真正从师攻世界最难之巴你尼文典”（“巴你尼文典”即《波你尼经》），可见在1945年6月之前金真正用于学习梵语和巴利语的时间并不算长，从1943年初开始自学梵语算起，前后加起来顶多两年半而已。再加上憍赏弥等人的授课并未采取现代教育的模式，我很怀疑对于初学者金克木来说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学习质量。所以他在致沈信中说的“如是而望其有成，不亦难乎”，我觉得并不是自谦之语。
金在致沈信中还提到：“本预备三冬读书，秋间去浦那专读主要经典（婆罗门教）……”（《编年录》130页）结合《龙树〈迴诤论〉新译引言》（见下文）于1945年11月完稿于浦那来看，金大约是在1945年夏秋之际去的浦那。在浦那期间，除了随郭克雷讲解讨论罗睺罗（Rāhula Sāṅkrityāyana, 1893-1963；《天竺旧事》中的现代“三大士”之一）在西藏发现的《迴诤论》梵本（吴晓铃在《印度的汉学研究》中说“武汉大学教授金克木在印度的时候曾和他合作过半年，校订《迴诤论》的梵文和汉译”）之外，金主要是在潘达开（金有时也译作潘达迦）东方研究所帮助郭校订罗睺罗在西藏拍摄的无著《阿毗达磨集论》梵语贝叶残卷：“不过三个月，他便将残卷校本和校勘记写出论文寄美国发表了。序中提到我……”（《如是我闻——访金克木教授》，《编年录》132页）《汉学“三博士”》也提到梵语《集论》“校本后来在美国刊物上发表”（《天竺旧事》66页）。
郭寄到美国的论文应指《一部罕见的无著〈阿毗达磨集论〉写本》（“A Rare Manuscript of Asamga’s Abhidharmasamuccaya”），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48年6月第11卷第1号第2号合刊本（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11, No.1/2[Jun., 1948], pp.207-213）。不过这篇文章只包含金克木说的《集论》梵本的“校勘记”，并不包含“校本”，而且文中并没有提到金克木。其实《集论》梵本残卷的郭氏“校本”并没有在美国的刊物上发表，而是刊布在印度本土的杂志上，这就是发表在《王立亚洲学会孟买分会学报》新系列（New Series，简称N.S.）1947年第23卷（Journal of the Bombay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N.S., Vol.23, 1947, pp.13-38）上的《无著〈阿毗达磨集论〉梵本残叶》（“Fragments from the Abhidharmasamuccaya of Asaṃga”；图十六，周运所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抽印本）。在这篇文章的序中，郭明确提到了金：“这些残叶最初是在1945年到1946年冬钞出的，在汉文材料上幸得时常请教我的朋友金克木教授，他当时正住在浦那深造梵文哲学文献。”（These fragments were first copied out in the winter of 1945-46, when I had the pleasure of having frequent consultations on the Chinese sources with my friend Pro. Kin Kemo, who was then living in Poona for deepening his knowledge of Saṃskṛta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 图十七，周运摄）校勘记发表在美国，没有提到金，校本发表于印度，提到了金，可见是金把这两篇文章给搞混了。如果金在加城校梵本《集论》的那张照片（本文第一张配图）的时间（1946年7月）可信，说明金从浦那返回加城后还在继续《集论》的校订工作。在郭校残叶之后，柏乐天还出过一个更加完整的校本。李华德给这个新校本写过一篇书评《读梵文本阿毗达磨集论》，载于《现代佛学》第1卷第12期（1951年8月15日）。书评的原文怀疑应该是英文，但在刊出时没有提到译者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