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十六
图十七
根据金克木1946年5月21日从印度致于道泉书（王尧编《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446-447页），知道他当时已决心回国，“拟六七月间启程，7月底以前可到沪”。金在加城校梵本《集论》照片的时间如果可信的话，可知他在1946年7月的某日还未出发。回国之后，因吴宓（1894-1978）的推荐，金被武汉大学聘为教授。据民国三十六年（1947）元月编印的《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录》，文学院外国文学系教授中已列有金克木之名，到校年月为“卅五年八月”，即1946年8月，金时年三十五岁。这个到校时间比《吴宓日记》所记的实际邀聘时间1946年9月19日（《吴宓日记》第十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3月第1版，135页；《编年录》138页，脚注1）早了一个月。在《教职员录》中，金克木的经历是这么写的：“印度鹿野苑及国际大学、孟买大学、加尔各答大学等地研究，曾任国立湖南大学讲师，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教授。”虽然大学、讲师、教授名头众多，但实质上是没有多少正经学历，更没有正规学位的。另外，从这个履历推测，金从鹿野苑和浦那返回加城后，可能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短期任过教。
金克木回国后在印度学方面发表的纯学术性文章，主要有《梵语语法〈波你尼经〉概述》《试论梵语中的“有—存在”》《梵语语法理论的根本问题》《〈吠檀多精髓〉译述》《说“有分识”（Bhavānga）——古代印度人对“意识流”心理的探索》等，先后收入《印度文化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梵佛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和《梵竺庐集（丙）》（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以及未入集的《龙树〈迴诤论〉新译引言》。这些文章的发表虽有先后，但却多是完稿于金克木在印的后期，尤其是1945年。
比如《〈吠檀多精髓〉译注》就是于1945年6月完稿于加尔各答，题《吠檀多精髓》分上下篇刊于《学原》杂志，上篇在第1卷第7期（1947年11月），下篇在第1卷第8期（1947年12月）。《说“有分识”——古代印度人对“意识流”心理的探索》完稿于1945年秋，题《说“有分识”（Bhavānga）》刊于《现代佛学》1963年第3期（1963年6月13日；我收藏有这期《现代佛学》的稿费单，图十八），副标题是收入《印度文化论集》时新加的。《龙树〈迴诤论〉新译引言》于1945年11月完稿于浦那，1947年5月修正于珞珈山，分上中下三篇刊于1947年6月4日、6月18日和7月2日《大公报》上海版第9版“文史周刊”第30期、第31期（将“中”误印为“下”）和第32期，同时又分上下两篇刊于1947年6月27日和7月11日《大公报》天津版第6版“文史周刊”第32期和第33期。《试论梵语中的“有—存在”》（《哲学研究》1980年第7期）和《梵语语法〈波你尼经〉概述》（《语言学论丛》第七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7月第1版，211-280页），前者尾题“1979年据1945年稿改写”，后者尾题“1945年稿，1978年修订”，可见它们的主体部分应该也是在1945年写的。《梵语语法理论的根本问题》，题《印度文法理论的根本问题》（《编年录》152页将题目中的“根本”误为“基本”）分上中下刊于1948年5月15日和5月22日《申报》“文史周刊”第23期和第24期。此外，金克木翻译的温德尼茨（Moriz Winternitz, 1863-1937）的《印度文学和世界文学》（《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2期），完稿于1946年（《〈印度文学和世界文学〉译文题记——兼谈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2期），但没有说是不是在印度时翻译的。《印度文学史略引言》于1947年1月完稿于珞珈山，刊于1947年3月26日《大公报》上海版第9版“文史周刊”第22期，以及1947年4月4日《大公报》天津版第6版“文史周刊”第24期。
图十八
回国之前，金克木本来还拟定过一些研究计划，比如他在上述1945年5月21日致于道泉信中说：
日内弟如获得《辨中边论颂》梵本残卷照片，若可以校刊时，并拟请先生合作，由藏文对勘作glossary。此书可有梵、藏、玄奘、真谛四本对照，且在哲学上极为重要。弟意先为一本书作glossary，然后逐一扩充配合；先全用旧译，然后加以修改补充。不知先生以为如何？（《编年录》137页）
“梵文残卷照片”指的应该也是罗睺罗在西藏拍摄的照片。《海潮音》第17卷第9号（1936年9月15日）刊布的《印度两尊者珍籍出版》，是中国国内较早介绍罗睺罗（桑克他耶纳）在西藏发现佛教梵文写经的文章：
世界新闻社卡尔喀答[加尔各答]讯：号称“印度之康德”之达摩鸠帝（Dharmakirti[Dharmakīrti法称]）尊者，为印度黄金时代最智慧哲学者之一，其写于贝叶上之梵文经论，于一千见[年]前，从印度输入西藏，与波[彼]齐名之般若卡罗求多（Pcajna Kadajupto[Prajñākaragupta智作护]）亦为一佛教大思想家，最近婆罗门人探险者桑克他耶纳氏，在西藏从事探险，忽从一喇嘛寺中，发见达摩鸠帝，及般若卡啰[sic]求多两氏湮没已久之著作，与该婆罗门探险家合作之毕哈探险会久将此等珍籍译出，于该会之会报发表，此婆罗门人探险之成功，使印度学术界大为满意云。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以及五十年代早期，由于中印关系的改善，法舫、王森（1912-1991）、张建木（张克强，1917-1989）、金克木、吴晓铃、周达夫、巫白慧等人都有机会在欧洲和印度的梵学专家“争校此批梵本”时最先取得“相片之冲洗及校对权”，“为千年来中国对世界梵学界第一次之伟大贡献”（1946年9月8日《白慧法师上虚大师书》中语，参看《海潮音》第27卷第11期，1946年11月1日；此信提到国内能校这些梵本的有李华德以及“现在回国之金克木、吴晓铃二君”[吴于1946年深秋回国]）。但是像金克木计划的对勘《辩中边论颂》梵藏汉三译并编辑词汇（glossary）这类工作，最后却都由于内外各种原因未能实现，或者只能实现很少的一部分。
四、以零说空并非金克木的创说
改开以后，金克木在《读书》等报刊发表大量“学术散文”，内容广涉他的专业（印度学）和非专业，为他赢得盛名。不过，这些文章会有两类问题。第一，当所谈不是他的专业时，在该专业的人士眼里，其引证往往有误，立论也欠严密。比如《谈清诗》（《读书》1984年第9期）一文，专门研究清诗的钟来因在读后就发现若干问题，并在其与钱锺书（1910-1998）的通信中有所谈及（钟来因：《钱钟书致钟来因信八封注释》，《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钱锺书同意他的看法：“来信指某教授文中谬误，极是。此文装模作样，欺唬后生，《读书》有《求疵录》一栏，你该写信去指出。”《编年录》223页脚注1引用了信中“装模作样，欺唬后生”两句。钟来因后来果然给《求疵录》栏目投出短文《王次回不是清朝人》，但“编者来信云该文作者向我致谢，短文未刊出”。钱锺书在后来的复信中评论《读书》的处理方式为“手法老到，大约编者非如此不可，否则到处碰壁”。
第二类问题是，就算所谈是他的专业，对涉及客观知识之处，金文通常不加注释，尤其是关系原创性和学术专利的地方，也不做特别的说明。这样一来，非专业的读者往往会误以为文中的某些事实或观点是他的发现或创见。举《〈心经〉现代一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3期）为例，金在此文中对《心经》提出了他的“更合常识也更现代化，也许更容易懂些”的解释，此解主要表现在对数字“零”和佛法“空”的比较上。原文是这么说的：
印度古人有一项极大贡献常为人忽略。他们发明了记数法中的“零”。印度人的数字传给阿拉伯人，叫做“印度数码”，再传给欧洲人，称为阿拉伯数字。这个“零”的符号本来 只是一个点，指明这里没有数，但有一个数位，后来才改为一个圈。这个“零”字的印度原 文就是“空”字。“空”就是“零”。什么也没有，但确实存在，不可缺少。“零”表示一 个去掉了内容的“空”位。（《编年录》272-273页）
我以前就注意到，有不少人认为，以数字“零”解释佛法“空”，是金的创见。其实，金只是在引用前人的成说而已。比如吕澂在《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的第三讲第一节里早就这么说过：
《兜沙经》的十数目字的产生，还反映大乘思想出现的社会条件与阶级根源。印度对外贸易一向发达，贵霜王朝从西北印同西方交涉，使得这种对外贸易，到一世纪，格外活跃，而案达罗王朝统一印度后，在这一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由于贸易发达，计算方法就要求提高，因而引起了数学的发展。在此之前，印度计算进位方法无一定规则，一般是用七进位法，例如，讲到“极微”展转积成粗重时，即以七进法算出的。到了这一时期，则改用了十进法，还规定出十法数字符号。以前计算到十数时空位加一点，用“·”表示；这时发明了“〇”，用“〇”代替了。“〇”名“舜若”（空），还是空，不过也等于一个数字。这种变化，今天看来，不值一说，但当时却是一个大的发明。它通过贸易，经波斯、阿拉伯传到西欧，发展成为世界通用的阿拉伯数字。我们从《兜沙经》里看到以十法为等级，就是反映了科学上的这一进步。这也说明大乘的产生与商业发展是有联系的。同时也可确定《兜沙经》的写作时间，不能早于公元一世纪。至于“〇”也代表一个数字，与大乘认为空也有用处的思想，有一定的关系。（91页）
比较上面两段引文中加下划线的部分，就能看出金《解》和吕《讲》说的实是同一件事。当然，以零解空也不是吕澂的创说，在他之前早就有其他学者说过，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学术常识。
类似的例子还有。比如真谛译《金七十论》在第一偈的注释中引用过这么一段话：“四皮陀中说言：我昔饮须摩味故成不死，得入光天，识见诸天，是苦怨者于我复何所作，死者于我复何所能？”金克木在《吠陀诗句的古代汉译》（初刊于1957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后收入《印度文化论集》等书）中指出，这里引用的《吠陀》（《皮陀》）经文实是译自《梨俱吠陀》第八卷中第四十八首诗的第三节。金文并没有说这一点是他发现的，所以容易引起误会。其实早在金文发表的五十多年前，高楠顺次郎（Takakusu Junjiro，1866-1945）就已经在其《金七十论》法语译注中指出过这一点（《汉译对校〈数论颂〉研究》[“La Sāṃkhyakārikā étudiée à la lumière de sa version chinoise”]，初篇[I]，《远东法国学校校刊》[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第4卷第1-2号，1904年1月-6月，第9页；续篇[II]，同刊第4卷第4号，1904年10月-12月，980页，脚注5）。我想，如果金知道高楠的工作，那么他这篇文章要么得注出高楠的名字，要么干脆可以不写。
五、金克木正式带过的唯一的硕士研究生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合办南亚研究所（简称南亚所，所址在北大），季羡林任所长，金克木也随之成为该所的教授。南亚所在成立初期招收过一批印度学专业的研究生，季羡林带的有段晴（1953-2022；78级研究生）、王邦维（1950-；79级）和葛维钧（1942-；79级）等，金克木带的有胡海燕（1954-；78级）。胡海燕于1973年到1977年在重庆学德国语言文学，1978年到1982年在南亚所攻读印度学专业的硕士学位，是金克木正式带过的唯一的硕士研究生。
《编年录》提到胡海燕的地方只有一处，见于所引《艺术科学丛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6月第1版）的后记：“《科学研究常识四讲》和谈民俗学、人类学、语义学几篇原是一九八一年我对当时还是北京大学研究生的胡海燕同志的谈话录音。一九八四年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潘乃穆同志不辞辛苦据录音记下来，作为资料油印供人参阅。因此，语气和其他篇有些不同。其他篇都是一九八四年写的。油印材料中有些部分经《文史知识》编辑同志摘出，曾在该刊一九八四年发表。”（《编年录》221页）最早的油印本未见，《文史知识》摘发的文章指《科研论文写作的基本要求》（1984年第10期）和《什么叫民俗学》（1984年第12期）。
我在孔网曾经拍到胡海燕的《北京大学研究生成绩表》，封面填有：
姓 名：胡海燕
系 别：南亚所
专 业：印度学
研究方向：印度文化
导 师：金克木
学习期限：自1978年10月至1982年7月
表内还夹有金克木写的一篇成绩评语（似非金本人之字，用南亚所信笺；图十九）：
胡海燕于1978年通过研究生考试进入南亚研究所。在这段时间中，她学习了有关印度古代文化的一系列课程，还学习了德文、梵文、英文、日文和法文。
胡海燕对O. Böhtligk的《印度格言》一书中的7600条格言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整理。但由于撰写硕士论文《金刚经分析》上述工作尚未完成。
胡海燕对印度古代的神话、诗歌、格言以及古代文字抱有浓厚的兴趣。她对待研究工作非常认真细致，因而她已在印度学研究方面打下一定基础。
我相信胡海燕一定能在这一领域取得成绩。
北京大学正教授
金克木
图十九
O. Böhtlingk（评语中误写成Böhtligk）即十九世纪德裔俄籍印度学家、东方语言学家冯·伯特林克（Otto von Böhtlingk, 1815-1904），《印度格言》指其所编Indische Sprüche（三卷，梵德对照，1863-1865年圣彼得堡初版，1870-1873年圣彼得堡再版）一书。《金克木文集》第七卷前照片中的“作者手稿”左面所抄“诗镜德译”，是冯·伯特林克的另一部著作《檀丁之诗学[诗镜]》（Daṇḍin’s Poetik[Kāvyādarça], Leipzig: Verlag von H. Haessel, 1890）。此书是檀丁《诗镜》一书梵语原本和德语译注的合刊。
金在上引《读〈中国古代文学英华〉》里提到过一本“外国也有”的“只印白文”的“古文教材”，“十九世纪德国人编的《梵文文选》”：
这书初刊本和修订本流行多年，外国人所读印度古文基础大致不出其范围。这选本和印度人自用的选本不一样。印度人认为神圣而艰难的，一般不选的《吠陀》，它选了不少；印度人认为高峰的排比华丽的诗文，它几乎未选；印度人只作为哲学入门书的，它全文选入还附了译文。
这本《梵文文选》指的是冯·伯特林克所编Sanskrit-Chrestomathie（1845年圣彼得堡初版，1877年圣彼得堡再版，1909年Richard Garbe[1857-1927]修订莱比锡三版）。
胡海燕对《印度格言》中所收格言进行的分类整理工作，因撰写硕士论文而未能完成。当年的研究生学制是三年，这就是说1978年10月入学的胡海燕必须在1981年10月之前毕业。但是，她这张《研究生成绩表》封面上写的最后学习期限却是1982年7月。也就是说，她多读了一年。这是怎么回事？我在孔网曾经参拍过一页南亚所于1981年11月致北大研究生办公室（北大研办）的信（打字本，打在南亚所信笺上；网址：https://www.kongfz.cn/48540691；2022年11月6日读取），其内容正好回答了胡海燕的学习期限问题：
北大研办：
我所78届印度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胡海燕同志，本应在1981年毕业。但其所学专业需用梵文，另外，她的毕业论文也与梵文有关。为此，我们已决定延长一年，此事已向学校报告，并经批准存案。
最近，西德学术交换处（DAAD）已同意给我所一名留学生名额，但规定必须在今年十一月底以前向德国驻华使馆申请备案。目前，我国梵文人材极少，为了填补这方面的不足，再三研究，拟派胡海燕同学去德国留学，并按西德学术交换处的规定向德国驻华使馆备案。
当否，请批示！
南亚研究所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我在孔网还拍到一封德国哥廷根大学印度学教授贝歇尔特（Heinz Bechert, 1932-）于1981年10月26日写给季羡林的德语信。信的正文为打字本，信末有贝歇尔特签名，一共两页，并附有汉语译文。信中提到：“如果胡海燕希望于一九八二年九月的冬季学期来德国的话，这一手续应该尽快办理。因为交换处明年一月份就要开会评选一九八二年至八三年的大学奖学金申请。因此，您方的申请材料应该在十一月份就交到德国大使馆，或最迟不超过十二月初。”看来南亚所致北大研究生办公室信里提出的拟派胡海燕赴德留学，须在1981年11月底之前按西德学术交换处规定向德国驻华使馆备案一事，正是季羡林在收到贝歇尔特来信后做出的迅速回应。胡海燕后来于1982年到1987年在哥廷根大学攻读印度学并得到博士学位。
金克木评语里提到的胡海燕硕士论文《金刚经分析》，全名是《金刚经梵本及汉译初步分析》。胡海燕于1982年已经去哥廷根留学，却不知为何硕士论文的答辩在1983年才举行，答辩的主持人是季羡林，参加者有徐梵澄（1909-2000）、巫白慧、黄心川（1928-2021）、童玮以及金克木（见下文的金克木《〈汉梵对勘金刚经〉小引》，1983可能是笔误）。我没看过这篇硕士论文的全文，但曾在孔网购得该文第二部分“梵汉对勘”中的《〈金刚经〉汉梵对照词语表》打字油印本一册（二十四页，图二十，图二十一）和《〈金刚经〉梵汉对照词语表》打字油印本两册（二十五页，图二十二）。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胡海燕后来写出《汉梵对勘金刚经》一书。金克木曾为此书作《〈汉梵对勘金刚经〉小引》，登在《南亚研究》（季刊）1985年第2辑（1985年6月）。从这篇引言可以知道，胡书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不知为何后来却没能面世。在《南亚研究》1985年第2辑和第3辑（1985年9月）上，胡海燕连续发表过《关于〈金刚经〉梵本及汉译对勘的几个问题》的（一）和（二），正是她硕士论文第一部分《导言》和第二部分中《〈金刚经〉梵汉对勘本序》的部分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