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唐末、盛于两宋的民间自建宗庙
第一次将民间自建宗庙的规制写进礼典的是南宋时的朱熹：“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此说其实源自《孝经》里的“宗庙致敬，不忘亲也”，因宋朝以程朱理学治天下，民间宗庙的建设自此进入了发展期，一直延续到清代。
三千年国民教化的终极稳定器汉书《百官表》里说：“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贼盗”，据此定义，作为官职的“三老”就是专掌教化的官职。所谓教化，就是儒礼中关于“忠孝仁义”的统括，国家治理始于安定人心、而人心之本则是教化。
魏晋时期的“三老”之职虽已不成定制，但士族世家中的掌管人为了安定人心，必要的礼仪教化还是不会缺的，“三老”仅是换了种存在方式而已；自战国时期至今，由各地长者担负的“国民教化”实际上一直维系着我国广大腹地的长治久安，至今已逾三千年。
广东“后珠玑巷”良溪古村里的宗庙法庭“六部堂”
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中，我国许多地方实际上已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不过一旦某些传统村落里出现了有伤礼仪风化的事情，村族中由长者主持的教化力量依然会发挥着它的“稳定器”作用。解放战争期间，各地将解放军迎进村的也多是村中长者，所谓“一己排众议”。这样的“神奇力量”历为我国所独有，西方社会自是复制不来的。
西方社会崇尚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我国社会则历来强调宗族血缘的维系，而这维系的基础又基于礼义仁孝，这是无需写进律法里的一种文化力量。
老人的规劝？在西方社会是没人会听的
不少文艺作品中为了更立体地塑造一个“大反派”，通常也会给他设置点父母、族老这样的“克星”角色；而面对长者们的教化时，“反派”们的表现往往也显得比较失败、因为那时候的他们多数都无法真正”坏“起来。
”教化“是中国人骨子里与生俱来的东西，也许有人没念过书、不熟悉律法，但人们多数都会懂得教化为何物。当我们需要在举国上下传达一种理念时，”教化“的作用就会被无穷放大，这也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一种“中国力量”。在持续数月的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我们无需强制性的行政律令、无需出动什么维稳力量；各地仅需以一纸公告晓以利害、再由地方长者振臂一呼，全国上下就形成了一张无形的防护网。
抗疫过程中的我国农村一片祥和
我家人就是全国无数农村“村官”之一，开始时她还担心村民们会无法理解防控举措引发混乱；现实中由于有着这样的“终极稳定器”，她的工作倒是轻松得很，难怪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老外们会对此发出疑问了！
农村是我国最庞大的基层组成单位，正因“三老”这样历史悠久的孝悌文化，我国社会就有了理念高度一致的教化体系，举国上下的高度自律其实正源自我们自小就备受熏陶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家乡是如此，相信你我他的家乡也会是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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