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稳定，基于长辈晚辈间的天然等级关系
魏晋士族庄园经济与“长者为尊”社会架构的形成东汉之后，由于政局长年动荡，“三老”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期间虽有延续，不过已不成定制。这时期崛起了士族庄园经济，各地乡间的“话事人”渐由地方长者转为世袭的门阀士族，因为地方经济命脉均由他们把持着。
门阀士族在各地垄断着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一个个显赫豪族、往往就是魏晋南北朝期间一个个真正的“基层单位”。
那时候的皇帝也需要依仗这些门阀士族势力，于是就从政治上赋予他们世袭的权利。跟历史上所有世袭体系一样，在其位未必为尊；哪怕某后辈名义上承继了父辈的爵位，真正的掌权者还会是作为长者的父辈，这就是“长者为尊”。魏晋南北朝间许多名士均出身士族世家，他们背后的势力是一辈又一辈地盘根错节，这种基于人脉关系的政治斗争使他们疲惫不堪，这才催生出“竹林七贤”这样的隐匿式士人文化。
在外再权倾朝野，回到家里还得对长辈毕恭毕敬
在“长者为尊”的背景下，该时期的门阀士族纷纷开始撰写自己的家谱族谱，祖上历代先人的“光辉事迹”都得在家谱中大书特书；拼家底已是庸俗、“拼老、拼祖先”成了一个家族是否显赫的重要标志。为了能在家谱中出现至少一位值得追溯的名人，除冒认攀附之外，“从现在做起”去提高家族中某长者的地位，这也是魏晋时较为流行、务实的做法。
而这位长者、也就相当于当时事实上的“三老”，各地朝廷命官同样不敢轻怠这些士族世家里的长者。
隋唐间科举制度的出现，使“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成为主流，不过这时候主打先人、长者牌的”家谱文化“已深植民间，这样的社会架构连皇帝都不敢轻易动摇了。
谁家族谱里没几位古代名人？
唐宋民间宗庙的兴起与“族老”社会地位的奠定魏晋南北朝期间的“家谱文化”也是唐宋时民间宗庙得以兴起的前提。有历史考据说，我国民间的宗庙文化始于西汉时期，此说其实有个前提，就是“民间宗庙得基于森严的政治等级而建”。
这意思就是说，百姓出身的人家建设宗庙是犯法的，只有那些生活在乡间的名门望族才有此特权。
只是历史动荡，名门望族有可能在历史变迁中沦为平民百姓、平民百姓也有可能在“时势造英雄”中成为王侯将相，魏晋南北朝时开始流行的家谱族谱就为这一切提供了依据。作为平民，他们的祖上也许辉煌过；而平民出身的王侯，他们就更会趁此光辉时刻在自家族谱中大书一笔。可是有了家谱族谱还是不够，因为它们只能用于翻阅缅怀、而无法用于公开的祭祀瞻仰。
除科举制度的完善之外，民间宗庙的自建也跟武则天有关
唐初“凌烟阁功臣”之一的长孙无忌家族无疑曾为名门望族之一，自长孙无忌被唐高宗李治削职去籍后，长孙家族一度沦为了“流民”。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当初怂恿唐高宗“除舅”的许敬宗一去世，唐高宗对长孙无忌的态度就忽然出现了180度变化、除了为其复籍迁坟外，上元元年(674年)时，唐高宗还跟武则天一起为长孙无忌上了香。
作为在国家宗庙里“上香”这样的大事，唐高宗与武则天此举当然得于法有据，那就是“五礼并依贞观年礼为定”、《显庆》、《贞观》礼兼用。依《贞观礼·国恤》，对国家有重要贡献的先人都要隆重祭祀，那么祭祀长孙无忌就显得合情合理了，即便他曾被削职除籍。
为维护丈夫此举的合法性、平抑唐高宗流放长孙无忌的朝野争议，武则天在垂拱元年(685年)的明堂落成大典上更是向天下颁发《孝经》、鼓励民间百姓以族中长者牵头、祭祀对家族有贡献的先人。此举无疑首次在律法上放开了对民间自建宗庙的限制，民间“族老”的地位也因《孝经》颁行天下得以奠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