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迎生·
郑杭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当代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的创立者。他以自己对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卓越贡献，成为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的第四位社会学会会长。目前，郑杭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除兼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外，还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学科评审组召集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学科规划和评审组组长、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市社会学会会长等重要学术职务。1991年10月他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证书。
郑杭生祖籍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县白象镇瑞里村，1936年9月16日生于杭州市，并由此得名。1937年他随家庭迁到余姚县，1944年进入余姚县立第二小学读书，1950年考入浙江余姚县立中学，并在这里读完了初中。初中阶段，他已表现出爱好广泛的天性，在他的启蒙老师张斌耐心指导下，学习了一些钢琴和作曲的知识，并担任校合唱队指挥。1951年他在《文汇报》上发表征文《我爱姚中》，这是他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作品。1963年加入共青团。初中毕业时，获“品学兼优奖”。1953年，他考入上海市上海中学。上海中学是国内名牌中学，他在这里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员；他擅长写作，曾连续两年在全校征文比赛中获奖。
1956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五年制本科，学习成绩优良。1961年毕业，留校任教。196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被下放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劳动。在艰苦的环境中，他未放弃学业，而是把劳动之余的大部分时间利用在外语学习和专业研究上。1972年回京，因当时中国人民大学被解散，随哲学系一起被“批发”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77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又随哲学系回中国人民大学。自1979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讲师。1983年5月当他还在英国学习期间就被中国人民大学评为副教授。1985年起任教授。
1980年下半年，他考取国家教委专派留学生奖学金名额，于1981年底到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留学，进修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学，留学期间英方给予其副研究员身份。
1983年底回国后，他受中国人民大学之命，分别于1984年3月和1984年10月筹建了哲学系现代外国哲学教研室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担任教研室主任和所长，并建立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学两个硕士点。1987年创建社会学系并担任首任系主任，1993年建立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博士点。
郑杭生自1987年起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职务（1987——1996），一直主管中国人民大学的外事工作，其中，连续四年分管过四届职称工作（1990——1993），还兼管过五六年科研工作，并同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基金的常务副主任及秘书长。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郑杭生作为我国社会学界的一位重要学者，开始兼任一些重要的学术职务，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学科评审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学科评审组组长、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北京市社会学学会副会长等职务，兼任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数十所国内外重要高校的客座教授、兼职教授或特聘教授、荣誉教授。
郑杭生的学术活动，可以留学英国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体上是他留学英国以前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他的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主要是在哲学领域。在这个阶段后期，郑杭生的兴趣已部分地转到了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他开始参加当时由费孝通教授主持的社会学月谈会，并与人合作翻译了《现代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批判》一书，该书1981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二个阶段始于他从英国归国以后。这是他学术上的大发展时期，他提出了不少独到的学术见解，发表了大量的论...
郑杭生的社会学探索累积了丰硕的成果，包括社会学学术文章约三百篇，社会学专著、教材、译著等四十余部，其中代表性著作主要有：《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1987）、《社会学概论新编》（主编，1987）、《社会运行导论》（第一作者，1993）、《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第一作者，1996）、《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主编，1996）、《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第一作者，1997）、《中国社会学史新编》（第一作者，2000）、《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第一作者，2000）、《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主编，2003）、《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现状与趋势》（第一作者，2004）、《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2005）、《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应用》（2005）、《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2005）、《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第一主编，2006）等。
在迄今二十多年的社会学学术生涯中，郑杭生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上。从1983年自英国留学回国开始，郑杭生和他的学术群体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一目标进行工作的。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提出并论证了四个比较重要的社会学理论，即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这些理论目前不仅已享誉整个学术界，而且对当代中国的转型实际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接下来笔者将大致按时间顺序（主要涉及理论的提出、初创时间）对郑杭生先后创立的四个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的探索过程及理论主旨做概括的介绍与讨论，最后初步梳理这四个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尝试总结郑先生社会学事业成功的秘诀。
一、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核心——“社会运行论”的提出
“社会运行论”是郑杭生创立的第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也是产生了较广泛影响的一个社会学理论。郑杭生后来将他开创的学派命名为“社会运行学派”，足见他对这一理论的重视及这一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地位。
社会运行论的主导观念初步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1——1983年郑杭生在英国留学期间，基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的社会运行状况，特别是“文革”教训的总结，基于对中国历史上研究治乱兴衰的学术传统的初步开发，以及基于对从古典到现代的西方社会学学术传统和潮流、中国早期社会学学术传统的考察和分析，他开始形式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新观点，即“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的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1985年7月29日，郑杭生在《光明日报》发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一文，对当初在英国的思考做了进一步补充，首次公开提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特别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郑杭生还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即“革命批判性形态”和“维护建设性形态”观点，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郑杭生以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重点课题“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为契机，围绕上述主导观念，对“社会运行论”做了进一步展开和论证。1987年，他关于“社会运行论”的代表作之一《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出版，该书首先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个方面对他的社会学定义做了较系统的论证和展开。从理论上看，它成为贯通社会学历史地形成的内容的一根主线，明确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地位的一个关键，理解社会学与各分科社会学关系的一把钥匙。就历史方面看，它明确了社会学的两大传统——孔德系社会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都是在不同方向上回答同一个问题，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和发展问题，特别是这个社会能不能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就实践方面而言，它提供了社会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的视角。
《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结合中国实际首次提出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三种类型：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改变了过去在划分社会运行类型中的非此即彼（如治世和乱世、盛世和衰世、良性运行和恶性运行）的做法。
为使上述关于社会运行的类型划分具有可操作性，郑杭生进一步提出了区分社会运行类型的主要原则或标准，即综合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和满足需要原则（注：参见郑杭生、李强：《试论区分社会良性运行类型的主要原则》，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1）。），并对建立相应的社会指标体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注：参见郑杭生、李强、李路路：《我国社会指标研究的几点探索》，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2）。）。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郑杭生有关社会运行的探讨，尚主要是围绕对社会学对象定义的认识等具体理论问题而展开的话，那么其后他进一步转入了对社会运行理论的深入而系统的探讨。1993年出版的《社会运行导论》是郑杭生社会运行理论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成果。郑杭生等人认为，马克思等人的有关“社会有机整体”思想和“社会系统”思想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思想的基础。以此为出发点，该书全面、深入、系统地探讨了“社会运行条件”与“社会运行机制”。关于社会运行条件，该书首先回顾了中外社会学界前辈们对于这个问题所做过的研究，考察了他们从社会要素、社会条件和功能主义三种角度发表的见解。在吸取其中合理因素对社会运行的条件作了理论说明后，分别阐述了社会良性运行的人口、环境资源、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条件，并就对我国社会运行产生特殊影响的转型时期的“转型效应”和迟发展国家的“迟发展效应”进行了专门研究。关于社会运行的机制，该书在对“社会运行机制”的内涵及其体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分别说明了社会运行的动力、整合、激励、控制、保障等五大重要机制。对条件和机制的阐述，该书都力求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以及人们关心的问题。
“社会运行论”面世后，立即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赞同者有之，持不同意见者也不在少数。对“社会运行论”的争论在社会学界至少“有过两次高潮”（注：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针对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第一次争论高潮，1990年11月郑杭生写就《关于我的社会学定义》一文，先后于《社会科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和转载，较为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对他的社会学新观点的误解与疑问。针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第二次争论高潮，郑杭生写就《也谈社会学的学术规范问题》等系列文章加以作答。通过这两次质疑答辩过程，社会运行论在学术界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如今，郑杭生根据自己关于社会学的主导观念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1987年初版时的名称为《社会学概论新编》，1994年修订后改为现名）一书，已成为当代中国最权威的一部社会学教材。到2003年该书已出到第三版，该版至今已重印十余次，加上该书前期各版的印数，总印数达近百万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社会运行论立足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实社会运行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以有效地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为职志。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社会运行论的“中国特色”。同时，社会运行论又和社会学的学术传统一脉相承。正因如此，郑杭生自信地说：“社会运行论作为一种社会学基本理论是当之无愧的；而就它深深植根于历史和现实来说，它作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同样是当之无愧的。”（注：郑杭生、李强等：《社会运行导论》，前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当然，郑杭生也看到对社会运行论的探讨还存在诸多不足、不完善之处，他谦虚地指出：“严格地说，它只是提出了一个供进一步研究的理论框架。”（注：（注：同上。））然而，既然有了这样一个初步的框架，毕竟标志着探索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进步。
二、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社会转型论”的探讨
社会转型是一个与社会现代化具有密切内在联系的概念，唯社会转型所涵盖的内容与范围更广泛，抽象层次更高。郑杭生是国内较早提出社会转型的概念并对之加以研究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郑杭生就提出了“转型社会”、“社会转型”、“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等概念，尝试在社会学理论上用它们来概括中国内地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注：参见郑杭生：《要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见《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他特别强调，回答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不仅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是它安身立命之根基。（注：郑杭生、朱晓权：《韦伯社会学类型的建立及其对认识转型社会的启发意义》，“韦伯与中国的现代化”国际讨论会论文，原联邦德国，1990年7月。）
这里，首先有一个对“社会转型”正确理解的问题。郑杭生明确提出：“所谓‘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202~20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注：郑杭生等：《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1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注：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20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郑杭生根据与中国早期社会转型特点的比较，首次提出了“社会转型加速期”的概念，并用来特指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从总体上说，中国社会转型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正式开始的。”（注：郑杭生：《中国社会大转型》，载《中国软科学》，1994（1）。）他根据发展速度的不同把中国从1840年至今的社会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840年至1949年为第一阶段，是慢速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8年为第二阶段，是中速发展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是快速发展阶段，通称为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
为了进一步具体说明中国社会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的特点，并推动有关社会转型研究的进一步开展，郑杭生通过深入研究和理论抽象，提出了“社会转型度”和“社会转型势”等新概念。
“社会转型度”是用来说明和衡量中国社会转型的程度和特点的概念，包括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五个次级概念。社会转型速度衡量中国社会转型整体的快慢程度，具体表现为许多相应的特征，如工业化速度、城市化速度、社会结构的变迁速度等。广度主要衡量社会转型所涉及的社会领域的范围。社会转型在广阔的社会范围内推行，经济、社会、科学技术、文化、价值观念系统、社会生活等领域，都是社会转型的阵地。转型广度反映的是社会转型的初始化程度，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或社区社会转型在哪几个领域出现了，其广度就延及到了哪里。深度主要衡量转型在经济、政治、文化、价值系统、社会生活领域纵深发展的程度，以及社会转型在社会结构各层间梯次推进的程度两个方面。深度既是社会整体转型的深入程度，也是有广度的深入程度。难度则是对转型的促进因素与阻碍因素的衡量，任何社会转型的深入程度，都是这两类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的传统、文化背景、转型的条件和力量，都影响转型主体的促进或阻碍因素的消长，因而也影响到转型难度的大小。转型的向度指的是对现代化模型或道路的选择。正确的向度即符合转型主体的实际情况的道路的选择，反映出社会转型的成功率的大小，因而也是衡量社会转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社会转型势”是对社会转型度的更深一步的研究。转型度反映社会转型的整体状况，转型势则是更进一步地探测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它从社会转型的不平衡性入手，特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或社区社会转型的能力、态势及其发展趋势。根据社会转型的不同，可以把中国社会划分为优势级、中势级、弱势级等三级不同的转型地区。
郑杭生指出，对一个国家、地区或一个社会、社区的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社会转型研究，总是围绕两个基本方面，即社会转型的“度”和“势”展开的。离开这两个方面，任何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都无以立足。（注：参见郑杭生：《中国社会大转型》，载《中国软科学》，1994（1）；郑杭生主编：《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郑杭生及其学术群体所著的《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国家社科基金“八五”重点课题“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学研究”的最终成果，也是“社会转型论”的代表作之一。该书从利益格局、社会控制、文化模式、社会支持系统等四个方面考察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并对中外关于上述方面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异同作了比较。
和20世纪60年代那种将传统和现代这两者简单割裂开来、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传统和现代之间有一个“断裂带”的旧式现代化理论不同，郑杭生指出：“传统和现代这两者除了有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一面，事实上还有相互依存、相互吸收的一面。……我们的社会转型论就是一种主张传统和现代又对立又统一的新型的现代化理论。”（注：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205~20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理论基础——“学科本土论”的构建
“学科本土论”是郑杭生对世纪之交自己构建的一个社会学理论——社会学本土化理论的简称。它通过社会学本土化从地区性向世界性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社会学在世界各国经历的本土化过程的更为开阔的眼界，对社会学中国化问题进行了一次新的深入研究。其实，“学科本土论”的一些具体思想早在郑杭生转入社会学领域之初就已初步形成，但“学科本土论”的系统阐述是在世纪之交实现的。“学科本土论”的主旨同时表明，郑杭生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深沉历史使命感的社会学家的自觉自愿、无怨无悔的追求。
郑杭生承担的国家教育部“九五”课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直接促成了他对社会学本土化理论的系统研究。按照他提出的“把纵的历史方面和横的理论方面结合起来”的思路，郑杭生及其主要合作者即笔者和王万俊，从两个方向分头展开研究，最后形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和笔者合作）、《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和王万俊合作）、《中国社会学史新编》（和笔者合作）等三部代表性著作及一批相关论文。其中第一部及第三部著作主要体现的是史的方面，第二部主要说的是理论方面。在郑杭生看来，“只有把纵的历史方面和横的理论方面结合起来，才能较为完整地体现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学的真实面貌，也才能较为完整地理解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内涵。”（注：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33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关于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和目的，郑杭生首先作出了自己的归纳：“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注：同上书，333页。）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社会学本土化的目的有四，即“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增进社会学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方法，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注：（注：同上。））。
要达成上述社会学本土化的目的，就有一个如何正确处理“本土化”与“西方化”的关系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无论是中国早期社会学还是中国当代社会学，都有一些值得汲取的教训。正如笔者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所指出的，总结中国社会学一个多世纪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如何处理开放性（涉及如何借鉴国外社会学主要是西方社会学的问题）和主体性（涉及社会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的问题）的关系的问题，一直是影响中国社会学建设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将中国早期社会学和当代社会学做一个比较，固然恢复、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在指导思想、建设目标上较早期社会学取得了根本的突破，这对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已经并将持续产生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各种原因，在这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中国社会学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应用研究等学科建设的诸方面，都没有摆脱或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西方化”的倾向。（注：参见李迎生：《开放性与主体性：考察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的一种角度》，载《人文杂志》，2006（1）。）
“西方化”倾向是实现社会学本土化的一个巨大障碍。对此，郑杭生明确指出：“毫无疑问，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学科是从西方引进或传入的，学习和借鉴西方社会学的知识和经验对非西方国家社会学的壮大和发展颇为必要。但是，非西方国家社会学研究和建设的西方化现象，却是一种病态现象，对社会学学科在这些国家的成长和发展极为有害。”郑杭生、王万俊：《论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的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载《湘潭大学学报》，2000（1）。这种有害性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非西方国家社会学的西方化使这些国家的社会学理论难以突破，处于肤浅状况，应用于研究亦难有成效。另一方面，社会学研究的西方化使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学者长期处于一种模仿他人研究的状态，最终使非西方国家社会学沦为西方社会学的附庸。（注：参见郑杭生、王万俊：《论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的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载《湘潭大学学报》，2000（1）。）
在《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及相关论文中，郑杭生全面论述了社会学本土化与西方化之间的本质差异与一定关联的关系，并进而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顺利推进的条件和机制。其中“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是社会学中国化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注：参见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346~34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他指出，“所谓‘主体意识’”，“主要是指社会学的学术研究所体现的反思——批判意识、责任意识、竞争——发展意识等，消除对西方社会学的依赖性以及由此而来产生的自卑心理。”可见，增强主体意识对推进社会学本土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前辈社会学家“给我们提供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没有主体意识，就没有社会学中国化”（注：郑杭生：《社会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载《学海》，2000（6）。）。
而“形成真正的社会学中国学派”则是社会学中国化顺利推进的有效机制。郑杭生从世界社会学中心从欧洲向美国转移的历史事实中得到启示：只有通过本土化，一国的社会学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只有形成社会学的本土学派，才能保证社会学本土化的顺利推进。“正是在这种本土化的过程中，社会学在美国成长壮大起来；正是在社会学本土化获得巨大成果的基础上，美国社会学逐步得到了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广泛认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是雄踞社会学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并成为强势社会学。”（注：（注：同上。））
要推进社会学的中国化，形成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并使之能够和国际上的强势社会学平等对话，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是一项基础工作。上述郑杭生关于社会学本土化目的的概括中，“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目的。郑杭生在和笔者合著的《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及《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中，通过对中国社会学百年发展演变历程的考察，指出构建本土特色的、能与国际强势社会学平等对话的社会学理论这项工作，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当代都远远没有完成，这更增强了他的紧迫感。
为此，郑杭生及其学术群体进行了长期不懈的社会学理论探索与应用研究，并依循他提出的“立足现实，弘扬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注：这一思路是郑杭生在《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东南学术》，1999年第5期）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的思路进行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构建与拓展，和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创建工作。
四、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社会互构论”的形成
“社会互构论”作为郑杭生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十五”重点项目“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形成于21世纪初，属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当代中国快速转型实践的理论提炼和学术表达”（注：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4）。）。
郑杭生是这样来概括他新近创立的这一社会学理论的：“简单地说，社会互构论是关于个人和社会这两大社会行动主体间的互构共变关系的社会学基本理论，它从社会学基本理论和方法上对两大社会行动主体的关系进行分析和阐释，并着重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现实经验事实进行研究和刻画。”（注：郑杭生、杨敏：《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构建》，见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75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成为区分社会学不同学（流）派及其理论、学说的重要标志。在郑杭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中，他在社会学历史上首次对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作为社会学基本问题的含义做了系统阐述：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在理论上说，这个问题贯穿于社会学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是每个社会学家都在自觉不自觉解决的问题。第一，定义社会学的对象或侧重社会，或侧重个人，都离不开两者的关系问题；第二，区别社会学的学派，如唯名论和唯实论、实证论和反实证论、整体论和个体论等，都是根据这个问题来划分的；第三，确定社会学的属性，如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也是以这个问题为准绳的；第四，社会学的主要内容，不论是社会化、社会互动、社会角色、社会群体，不论是社会组织、社会分层、社会设置、社区，也不论是社会问题、社会控制、社会工作以及社会变迁，无一不是直接、间接地包含着或体现着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发展的根本线索。（注：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第3版），12~1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因此，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属于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或前沿问题。无论是在西方社会学还是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社会互构论也正是基于其对这一问题的独立思考与独特解决，而在当代中国社会学界崭露头角的。
郑杭生从现代性的转换，及其所导致的个人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转化这一具体事实，来展开自己的理论建构。肇始于西方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即社会现代化过程，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表述，即是现代性的发生与拓展的过程。“如果说现代性构成了以往社会学的观察和思考的视野，那么社会互构论的视野则来自对于现代性的新的感悟。”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的视野》，见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76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在这里，作为“以往社会学的观察和思考的视野”的现代性，郑杭生称之为“旧式现代性”，它起源于西方，贯穿了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个人自由意志至高无上、个人行为自主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个人的理想价值是获得事业的成功）。这种价值观虽然对于西方的社会发展和文明扩张，产生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但也导致了个人*的无限膨胀，既恶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恶化了人与人的关系。最终，西方现代性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人类为此付出了双重代价。这种现代性的不断扩展，甚至祸及整个世界。“这一过程造成的‘独特的现代困境’——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紧张关系，构成了西方社会学的基本论题，并形成了这一学科的主要学术传统……从孔德、迪尔凯姆、韦伯、马克思，直到当代西方社会学家的思考可以看出，西方现代性困境及其造成的社会问题始终是西方社会学的基本内容。”（注：郑杭生、杨敏：《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构建》，见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741~74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迪尔凯姆即涂尔干，又译杜尔克姆等。）
现代性的困境成就了传统社会学；而社会学视野的转变，则有待于现代性的根本转折。“新型现代性”即是“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与社会双赢，并把社会发展过程的自然和社会代价减小到最低限度”（注：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59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的现代性。郑杭生从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所体现的特点中，看到了这种新型现代性的曙光：“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现代性本土特色才真正进入了成熟时期。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对于现代性的‘新的感悟’。这种感悟是以对西方旧现代性的破坏性实质和毁灭性前景的确认为前提的，也是以对建立在社会和自然的双重代价之上的旧现代性的质疑、反思和批判为基础的。”（注：参见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的视野》，见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76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郑杭生基于对现代性的“新的感悟”而形成的社会互构论，对现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正面的和系统的研究，科学地揭示了这两大社会行动主体间的互构共变的关系。这里的所谓互构，是指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相互建构与型塑的关系；所谓共变，是指社会关系主体在互构过程中的相应性变化状态。社会互构论从互构主体、互构时空、互构内容、互构形式、互构效应等不同方面，对社会行动主体的互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从正向谐变、逆向冲突等基本形式对社会行动主体的共变状态进行了研究。
社会互构论指出，个人和社会分别表现了人类生活共同体相互关联的二重含义：个人是社会的终极单元，社会则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从共同体的构成而言，它是众多的个人，从众多个人之间的关系上看，它就是社会。既然个人和社会同为人类生活共同体的两重属性和表征，它们的基本关系是：两者既是相互区别的，也是在区别基础上相互联系的；这种相互联系既是差异的、对立的和冲突的，也是适应的、协调的和整合的；这两个方面互为前提、又互为条件、不可分割，既是对立的统一，也是统一的对立。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关系的演变过程。（注：参见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的视野》，见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76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社会互构论的上述基本观点和理路，不仅是对西方传统或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超越，也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的重建运动及其理论形态，形成了根本的区别。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西方社会学重建运动的系统评述，参见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的提出》，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4）。
五、郑杭生事业成功的秘诀
不少学者是将郑杭生创立的四个社会学理论做同等看待的，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四个理论分别来看都是可以成立的；其实，这四个理论又是有着比较严密的内在逻辑的统一整体，只有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探求其间的逻辑与关联，才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刻内涵。
固然，郑先生本人没有专门谈论过他的四个社会学理论之间的逻辑联系；但他一直把自己开创的社会学派命名为“社会运行学派”，从中不难体会出社会运行论在四个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在2005年9月于北京召开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历史·现状·未来”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谢立中在其题为《“社会运行学派”：理解与评论》的发言稿中，对郑先生几个理论的内在联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我之见，这四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关系可以大体理解如下：‘学科本土论’为此一学派提供了目标和方法论方面的前提；‘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构成了此一学派的理论主体；‘社会互构论’则是对这一理论主体的进一步深化。”（注：谢立中：《“社会运行学派”：理解与评论》，载《“中国特色社会学——历史·现状·未来”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笔者的看法则是，在郑先生的四个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中，“学科本土论”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提出和展开提供了理论基础，“社会运行论”则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核心，“社会转型论”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社会互构论”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
现在，郑先生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社会学界已经广为人知。他早先创立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等理论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社会学界——例如，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龚书铎主编的八卷本《中国社会通史》就是以“社会运行论”的基本观点作为其主导思想的。这些理论的核心概念如“社会运行”、“协调发展”、“良性运行”、“社会转型”等，已经成为政界、舆论界乃至社会公众的流行语汇。他新近创立的“社会互构论”也已开始对社会学的经验和实证研究产生实际的影响。（注：参见杨敏：《社会学的时代感、实践感与全球视野——郑杭生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兴起》，载《甘肃社会科学》，2006（3）。）如刘仲翔关于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研究，王道勇关于农民理论更新和农民市民化的研究，潘鸿雁关于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家庭的关系的研究等，都初步验证了“社会互构论”的解释力和发展前景。
毫无疑问，郑杭生二十多年的社会学探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对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事业做出的贡献是突出的。他秉持自己当年开始从事社会学研究时确立的学术目标，即“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锲而不舍地加以追求，如今已经结下了累累硕果。郑先生的社会学探索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功，与他所具备的一些独特的内在、外在条件是分不开的。
郑先生早年曾经历了长期的哲学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使他具备了良好的理论素养。他的文字功底非常深厚，早在初中学习阶段就在著名的《文汇报》上发表过作品。他还具备良好的外文素养——他精通俄文，在“文革”时期他利用紧张的劳动间隙学习了英文，他在英国两年的留学经历及后来十年负责中国人民大学外事工作的经历，使他又精通了英文，这大大方便了他及时地捕捉到国际社会学的前沿信息，使他的学术研究始终具备一种全球视野和国际眼光。
他重视学术群体、学术梯队的建设，及时发现、培养后起之秀并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是郑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他经常说，他自己的历史作用就是为社会学领域中的后来者铺路搭桥。正因为如此，他不仅不断地提出新的理论构想，不断地提出各种新的学术主张，而且首先让他的这些新构想、新主张在他建立的学术群体中接受讨论、争辩，并进而使之丰富、完善。在这一过程中，他的新理论得以创立，学术新人也不断涌现。正是由于他注重学术群体的作用，注重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和培养新人，他的学术研究才有后劲，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学派。
他做事勤勤恳恳，认认真真。他的大弟子之一郭星华曾要求郑先生为他题一幅字（郑先生的书法也是颇见功夫的），先生的题字是“天道酬勤，人德报善，乐观健身，仁义增寿”。其中第一条就是谈“勤”。这不仅是在勉励学生，也是他自己多年奉行的人生箴言。“多少年来，我聊以自慰的是：从不偷懒。”（注：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自序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他严于律已，宽以待人。但凡他答应了别人的事一定会按时完成，决不食言。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胸襟开阔，助人为乐……所有这些方面使他在学生、同事、领导、同行乃至与他接触过的各界人士中享有盛誉。他律己甚严——多年来，他持之以恒地坚持每天洗冷水浴，由此可见一斑。这也使他保持了繁重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所需要的强健的体魄。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确保郑先生社会学探索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这里笔者还要特别提一下他的夫人宫延华女士一直以来对他默默的但却是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郑先生曾在多种场合动情地表示：如果他有一点成就，那么，百分之九十应归功于他的夫人！这正应了一句名言：一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总是站着一个有献身精神的女人。
2005年3月，“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三卷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三卷本收集了郑先生从事社会学研究二十年多来的主要论文，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他所创立的几个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此三卷本的出版不仅是郑先生本人学术历程中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件盛事。（注：参见胡荣、张义祯：《本土化、体系化和基础化：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品格》，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6（4）。）“出版‘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并不是意味着我的社会学探索的结束，而是一种新的开始。”（注：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自序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祝愿郑先生学术之树常青，祝愿郑先生在“构建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注：同上书，343页。）的社会学探索之路上不断走向新的辉煌！
注释
[24]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7（1）。作者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