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运之宝
皇帝密旨
皇帝尊亲之宝
明代国宝之制始肇于朱吴。据《太祖洪武实录》载：吴元年(1367年)十二月丁卯“定开读诏敕仪，前期翰林院判官承制草诏讫，礼部告示百官于皇城守宿。至日，内使监设御座香案于奉天殿，尚宝司设宝案于御座南，用宝案于诏书案东……皇帝皮弁服出，乐作，陛座卷帘，鸣鞭，乐止。礼部官捧诏书至宝案，尚宝司奏用讫，礼部同中书省官用黄销金袱裹之。奏请于午门外开读”。又同卷载册封皇太子时用宝情况：“……内使舁册宝亭，东门出至西道，仪仗鼓吹前迎，百官迎送至东宫，安奉册宝于殿内。初，皇太子降阶，礼部尚书跪奏用宝，诣案捧诏书，尚宝卿用宝，以诏书置于案。礼部尚书于殿西跪奏云：捧诏赴午门开读。”此时正在草创之际，用宝想必仍沿旧例。
有明一代于洪武元年(1368年)始制宝玺。洪武元年正月庚辰，太祖欲制宝玺而未得玉，有贾胡浮海适至，闻上即位，以美玉来献。云：此于阗宝玉也，自其祖父相传，云当为帝王传国之宝，上喜，以示玉工，果良玉，即命制为玺一、圭一。又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庚子：“造御宝六，白玉三，青玉三。文曰：‘天子行宝’、‘天子信宝’、‘天子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皇帝之宝’。”(《太祖洪武实录》卷四十五)又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五月庚寅：“诏吏部自今诰命丹符许用‘敕命之宝’”(《太祖洪武实录》卷一百九十)，知此时已有“敕命之宝”之作。终洪武一朝，国家御宝凡十七。
十七宝为有明一代世守。正德九年(1514年)甲戌，大内遭火，宝玺皆佚。至嘉靖十八年(1539年)二月始补造。《明世宗实录》载：“甲辰造御宝玺十一颗，曰‘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曰‘天子信宝’、曰‘天子行宝’、曰‘皇帝信宝’、曰‘皇帝行宝’、曰‘大明受命之宝’、曰‘巡狩天下之宝’、曰‘垂训之宝’、曰‘命德之宝’、曰‘讨罪安民之宝’、曰‘敕正万邦之宝’。”除“天子信宝”、“天子行宝”、“皇帝信宝”、“皇帝行宝”为洪武年间曾制以外，其余七宝皆新制。所有国宝掌于尚宝司者共二十有四，遂成一代定制。
以后又有世宗补造玉宝之事。《万历野获编》卷二：“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之冬，则世宗已不豫久矣。乃下诏曰：先朝甲戌遇灾，御宝凡六，其五已遭毁，命所司觅美玉补造。”然此事与嘉靖十八年(1539年)造御宝十一颗之载相忤，故沈德符推测曰：“想十七宝者，大半范金为之，而此六玺乃玉制耶？”查《明世宗实录》卷五百六十四亦有类似记载：嘉靖四十五年闰十月壬寅“礼部既进玉，上意未惬，召户部尚书高耀论之曰：祖制五宝用料，三块玉皆不堪，全无光泽，须得美料。西夷贡玉以无价赏多，则其美者，今若以重价访购其上品，当用得耳。”据前述，旧十七宝已于嘉靖十八年补造添齐，何以此时再行补造？待考。
明宣宗《万年松图》，钤皇帝尊亲之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