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正在西斯廷教堂布置挂毯。 图片来源：梵蒂冈博物馆
另外，罗马奎里纳莱博物馆（Scuderie del Quirinale）的拉斐尔大展“拉斐尔：1520—1483”。这个展览特别的地方在于，没有从拉斐尔的时代开始讲述，而是从19世纪拉斐尔的神话开始，先从比较近的视角看，再倒叙拉回到拉菲尔那个时代，这种倒叙是有趣的。
2020年，“拉斐尔，1520-1483”展览现场
关于艺术和文化的交流
澎湃新闻：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艺术史，被认为是西方人的艺术史，但文艺复兴绘画的伟大发明——透视法，被认为源自伊斯兰世界。您也致力于去欧洲中心论的艺术史的研究，在您看来，艺术和文化如何互相影响和交流的？
普菲斯特里尔：去欧洲中心化是过去十年非常激动人心的变化，这也意味着世界变得更为开放，不同文化的人关心对方在做什么。但早在19世纪殖民主义之前，人们对不同文化的兴趣就已经开始了，但在研究中对这一现象的思考是不够的。比如，“影响（influence）”一词，在我们的研究中很少使用，因为“影响”本身有着被动的含义【王廉明注：比如清代的珐琅彩瓷，源于欧洲，清宫是吸取它不是被影响，目前中国学界反思也比较少】。
就像“透视法”就是个例子，透视学的文本在伊斯兰世界是比在佛罗伦萨制作第一幅带有透视的壁画要早二百年，但当我们讨论这些时，需要一个具体的历史语境。在历史的框架中讨论转换的过程，但是艺术史学家，需要了解其他的文化，必须学习其他的语言，这本身不是易事，所以要真正去克服“自我中心主义”是困难的，但持续的反思是需要的。我没有办法完整地去了解全球化的世界，但期许通过自己的观看方式和方法论去做研究。
澎湃新闻：正如您所言，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有着自己不同的研究，您作为一位德国的艺术史研究者，在德国是如何做在地研究的？您也曾在洛杉矶盖蒂研究中心，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等机构进行研究，欧洲和美国的研究的异同？对于朱青生教授提到“艺术史个案研究随着学科的发展，会越来越细到不能够对于基本的、重大的原则问题重新加以全面关注的地步”，您如何看待这一局限？
普菲斯特里尔：目前学界的趋势的确是专业不断被细化，比如说研究拉斐尔，佩鲁吉诺的人可能只对15、16世纪感兴趣；研究中世纪的人，不会研究当代艺术。在德国下属学科不断细化，使研究者在面对一件当代设计图像时，忽略了它的产生基于一个连贯而长期的历史。要重视通识和学科整体研究的本质，不要让自己迷失在细节中。
锡耶纳大教堂-皮科洛米尼图书馆壁画。
对于美国与欧洲研究的不同，在欧洲是“原境”研究。比如，我所在的慕尼黑离意大利只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虽然依旧不能完整地看到“原境”，但相比而言，美国博物馆的单件藏品已完全脱离了原始语境。但是如果在意大利，即便进入一座教堂只为看一幅画，但不可避免会看到墙上的其他作品、雕塑和装饰，它们是在一个整体的情境中。
此外，做“原境”研究至少要了解两到三门语言，需要会阅读最基本的意大利语、会阅读法国人、英语国家的学者如何撰写关于意大利艺术的文章。如果掌握了多门语言，就会了解到不同的学科和学术传统的存在，而我们自己阐释和研究，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罢了。虽然如今AI让语言的交流带来新的可能性，但对语言的感知和敏感度是AI尚做不到的。
澎湃新闻：您目前正在主持关于“线条的知识体系”的研究，我们通常认为西方是团块的艺术，东方是线条的艺术，但在西方素描和东方白描的线条塑造上，是否有联系？
普菲斯特里尔：在我印象中，相比中国的线，西方更多是色块，不是构成完整的形象。比如说，面板绘画（panel painting，在坚硬的支撑上完成的绘画，通常是木头或金属，在16世纪末帆布被广泛使用之前，画板是架上绘画最常用的支撑）的传统，对理解19世纪的法国绘画中的线是非常重要。不仅仅是艺术家，15世纪以来“线”的绘画技术是知识阶层所必须接受的教育，与色和块相提并论，比如版画，线条就非常重要。
伦勃朗，《戴帽子的自画像》，蚀刻版画，1630年
在欧洲，线条与色彩的关系也发生过争论，比如米开朗基罗和提香在对线条的认识上就有分歧，1671年，巴黎的法国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爆发了一场争论，即“线性”（素描、线条，意大利语disegno）更重要，还是色彩（意大利语colorare）更重要。普桑主义者认为“线性”是最重要的事情，鲁本斯主义者优先考虑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