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车市友谊路晋十六国砖室墓。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银璐摄
塔里木盆地有5处入选历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文化遗址——民丰县尼雅遗址、若羌县罗布泊小河墓地、尉犁县营盘墓地、库车市友谊路晋十六国砖室墓、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尼雅遗址是塔里木盆地南缘现存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群，即史*载里汉代丝绸之路南道的绿洲城郭精绝，出土于此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是国家一级文物，应该是当时汉代中央政权专设的机构织造，再由汉朝皇帝赐予精绝贵族首领，这也是当时中央政权封赏治理边疆的方式。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银璐摄
自汉代开始，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此后历代中原王朝时强时弱，和西域的关系有疏有密，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管治时紧时松，但始终把西域视为故土，行使着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权。
我们认为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应该是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设的一座军事设施。遗址出土了共计883件文书资料，是近年国内烽燧遗址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汉文文书，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清晰记录下唐代戍边军人日常的工作生活和内心的百般滋味，也实证了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治理。
在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新疆境内的6处遗产地中，有3处都位于塔里木盆地，它们是：开凿于公元3世纪左右、年代早于敦煌莫高窟的拜城县克孜尔石窟，新疆保留至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建筑群遗址库车市苏巴什佛寺遗址，展现汉至唐时期我国古代军事防御系统规模之大的库车市克孜尔尕哈烽燧遗址。
克孜尔尕哈烽燧遗址。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银璐摄
记者：这些重要的文化遗存，从哪些方面呈现出历史上新疆地区始终与中原地区保持着交往交流交融？
胡兴军：新疆各民族文化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中华文化的印记。秦汉以后，“中华大一统”的思想理念逐渐形成，中原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导，并继续同周边各民族文化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在中原文化的传播和积淀中，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进一步汇入中华文化的体系，成为“多元一体”的组成部分。
尼雅遗址中曾出土过一片《仓颉篇》木简，残留着“溪谷阪险丘陵故旧长缓肆延涣”字样，它与当时中原地区通用的识字课本《仓颉篇》一致。遗址中还发现有精绝贵族成员之间应酬赠礼的汉文木签，说明精绝的统治阶层曾经接受过汉语言文字教育，并且能够熟练使用汉语沟通。遗址中其他文书还记录了使者往来、朝贡、贸易的细节，当时西域各城郭中还设有专管翻译的部门和官员。
库车市友谊路晋十六国砖室墓的墓葬形制、葬俗深受中原地区丧葬礼仪影响，比如墓室门楣上砖雕有天鹿、玄武等神兽纹样，照墙上用仿木斗拱造型，墓主人有口含、手握钱币的现象，都与河西走廊同期墓葬相似，反映了魏晋时期龟兹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
营盘墓地出土的木棺、陶器、漆器、服饰、金银及玻璃饰品，可以撑起一场“时尚秀”，这里汇聚了西域与中原地区及中亚、西亚等地五彩斑斓的文化元素。最令人惊艳的是出土的服饰、织品包含绢、纱、绮、绫、锦，几乎囊括了当时丝绸的全部种类，还运用了刺绣、染缬、贴金的技艺。这些物品大都来自中原地区，彼时只有身份尊贵的人才能享用，借以标明较高的社会地位。
营盘墓地出土一位墓主人服饰（修复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罗布泊小河墓地遗存中，有来自中原地区的黍、粟和来自西方的小麦。科研人员通过古蛋白质组技术，在干尸的牙结石中发现小河人群长期食用奶制品的证据，这说明在距今约4000—3500年前，生活在被沙漠封闭环境下的小河人群，并没有完全“与世隔绝”，而是与周边地区人群存在着广泛的、持续的接触和交往。
新疆历来是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地区，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是新疆宗教格局的历史特点，交融共存是新疆宗教关系的主流。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都曾相继在新疆广泛传播，塔里木盆地的诸多宗教遗存就能证明这一点。
晋代僧人法显在西行途经于阗时，看到当地各类寺院林立的场景，在《法显传校注》中写“众僧乃数万人……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许”，《晋书·西戎传》中称“龟兹有佛塔庙千所”，当时龟兹最大的寺院就是昭怙釐大寺即今天库车市的苏巴什佛寺。
环塔里木盆地沿线有非常丰富的佛教遗存，包括喀什莫尔寺、和田达玛沟佛教遗址群、尼雅佛塔、米兰佛塔、热瓦克佛寺、营盘佛塔、楼兰佛塔、七个星佛寺、苏巴什佛寺、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等遗址。
佛教在新疆的盛行，基于处在东西方文明交汇之地的原因，受到了多元文化的滋养，犍陀罗艺术、中亚佛教艺术、本地特色艺术交融齐飞，并且出现了佛教从中原地区又回传到新疆地区的现象。
喀什莫尔寺遗址出土的佛教造像不但有犍陀罗风格的元素，也有中原地区风格的特征，说明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各地文化的影响发生着变化，比如佛教传入初期的佛像就有“高鼻浓眉深眼”，后来又有了“细眉长眼圆脸”等特征。此外，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在建筑、壁画绘制方面也明显融入了中原文化元素。
佛教的兴盛也推动着塔里木盆地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的进步。丹丹乌里克遗址的木板画、壁画，展示着隋唐时期于阗画派的风格，人物生动饱满，体积感强，它的凹凸晕染法和“屈铁盘丝”线描手法，与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吴道子的“兰叶描”成为中国画线描的范式。唐太宗时期，于阗画家尉迟乙僧被于阗王推荐到长安专门为寺院创作壁画，深受王公贵胄和民间百姓的喜爱。
出自塔里木盆地的于阗乐、龟兹乐曾深入唐代宫廷。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称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龟兹乐成为唐代宫廷乐“十部乐”的四夷乐之首，西域流行乐器与中原乐器也在不断融合，羌笛、唢呐、曲颈琵琶等合奏出让人叫绝的乐章。隋唐时期，随着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更加紧密交往交流交融，实现了乐舞艺术新高度，丰富了中华艺术的宝库。
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长期交融，既推动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中华文化始终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也是新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