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外销瓷，以越窑青瓷为主，看来外商的品味与陆羽相似，也认为青瓷略胜一筹，所以，越州成了陶瓷之路的起点，出口在相邻的明州（今宁波），从明州出海，走东洋，下南洋，还要下西洋，中间在广州转口，因为广州是陶瓷之路外商的入口，外商都在这里聚集，他们在这里称瓷器为“支那”——china，就像当年希腊、罗马称丝绸为“塞利斯”。不过，有人说，“支那”和“塞利斯”出于相同的词根。
印欧语系称我国为“支那”由来已久，那词根，还在三千年前的古梵文里就出现了，三代时称殷人，战国时称秦人，汉、唐以来，因东西方贸易和佛教传播，古老的词根又开花结果，以陶瓷之路为纽带，将东洋和西洋连起来，而印度就在连接点上，这一连，就激活“支那”于印欧语系。
流沙河《与瓷器无关》一文，提到唐朝义净法师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说过“西国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这位义净法师，当年曾航海去印度求佛法，他说的，当然最靠谱了。不过，“支那”从一个寂寞的词根，变成流行词语，还是因为瓷器，是瓷器，特别是青瓷的流行，唤醒了远古梵文里的“支那”意识。先是“越青”代表了“支那”，因为唐朝外销瓷，以越州窑的青瓷为主；后来，龙泉窑兴起，龙泉青瓷替代之，代表了“支那”意识；接着，就是景德镇窑的兴起，随着青白瓷和青花瓷流行，“支那”一词也传遍世界各地，由于流行时间长，从宋、元开始，历经明、清以至于今，人们仍以“支那”为景德镇瓷器，而误将其一隅之地的“昌南”，作为了“china”来历的词源。
景德镇瓷器，虽说宋、元时就已开始流行，但宋代最为流行的还不是景瓷，而是龙泉瓷，宋朝五大名窑，其中哥窑就是龙泉瓷的代表，其余四窑，都属于宫廷品味，不入西洋之流，不在外销瓷的范畴，惟有龙泉瓷，对内能满足精益求精的宫廷品味，对外能行销世界。那时，景瓷初兴，青白瓷跟着龙泉青瓷的身后走向世界。到了宋代，陶瓷之路的起点转到了瓯江上游的龙泉窑，出口就在温州。从温州出发，走东洋，或经由明州转口，或直接就去，下西洋，往广州、泉州转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