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唐书》记载，唐朝使者初来乍到，吐蕃赞普就下令演奏《秦王破阵曲》，整个乐团和工匠差不多都是中国人。
这说明，在当时西藏的吐蕃王国里，拥有很多唐朝的乐工和唐代的中原乐曲。《西域列传》记载“会唐浮屠玄奘至其国，作《秦王破阵乐》”。
由此看出唐代名僧玄奘在到达天竺的时候，国王表现出了对唐代中原的乐曲浓厚的兴趣。
另外在天宝年间，明皇李隆基改编源自西域的乐曲，其中比较著名的是《陀罗文曲》和《霓裳羽衣曲》。
这些乐曲融合胡汉音乐文化的基础之上，给人带来了奇特神秘的听觉效果，对于音乐艺术具有特殊贡献。
除了西域之外，唐代的宫廷音乐还影响了外国的音乐文化的特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日本唐朝时期。
日本曾经多次派遣遣唐使来到中国，他们本着文化交流的职责，在唐代吸收各种文化。
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中日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遣唐使在唐朝学习的履约制度和音乐、歌舞艺术传到了日本。
唐代的燕乐逐渐成为日本雅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日本天皇下令根据唐朝的音乐机制。
建立专门演奏音乐的机构，积极引入并学习唐代的乐器和乐谱，促进了日本音乐文化的发展。
第三，杂糅文艺，包罗万象
据《旧唐书》和《新唐书》记载，唐代的宫廷音乐不仅仅是演奏音乐，而且还涉及了诗、歌、舞曲等多种文艺形式的配合。
在唐代诗人的很多作品当中，有不少都是对音乐、歌舞的描写，甚至还涉及了许多乐器。
许多诗人不仅文学水平高超，而且精通音律，比如唐代著名的诗佛王维就是一位精通音律的大师，他有的时候会为了吟唱音乐而作诗。
另外，唐代的宫廷音乐体制宏大，具有很多种形式，可以说包罗万象。唐代的多部乐继承了隋朝时期的宴乐体制，隋文帝杨坚登基之后建立了七部乐的燕乐体制。隋炀帝杨广又增加了两个声部成为九部乐。据《新唐书》记载，唐高祖李渊登基之后，沿袭隋朝制度设置九部乐。
到了唐太宗时期的贞观十六年的一月，唐太宗李世民将高昌乐纳入到了唐代中原的礼乐制度之中，形成了十部乐的礼乐制度。
唐代宫廷音乐的演奏，根据演出的形式可以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一种是坐着演奏音乐，一种是站着演奏音乐，这样的区分方式体现出了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
总体来看，坐部伎的表演人数比较少，但是风格细腻，而且整个乐队是歌者与舞者共同演奏。
而立部伎虽然人数众多，气势恢宏，但是只能站在堂下为歌舞伴奏，地位相对于坐部伎来说低了一等。
唐代的大曲是一种综合器乐，而且这种大型的音乐类型综合了歌唱和舞蹈等多种表演形式。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演奏的《霓裳羽衣曲》，这首歌五大曲分为散曲、中曲和曲破一共36段，气势恢宏，而法曲是歌舞大曲当中的一部分。
唐代人认为大曲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散序，中序和破。而法曲和大曲都是隋唐时期宫廷音乐中出场率和关注度最高的两种宫廷燕乐表演形式。
除此之外，鼓吹主要用于赏赐功臣和仪仗队伍。
第四，作曲成熟，技法高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