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被打得厉害，马三立心灰意冷，甚至动了放弃说相声的念头。他看到警察局在招人，便去报了名。没想到，笔试文化顺利过关的马三立，却被拦在了身材太瘦这一关。
马三立一看人家不想要他，赶紧作揖央告：“两位老总，求求您了，收下我吧，别看我瘦，一点毛病没有，不信您考察我一段，保管能吃能睡能跑路……”
警察一看，马三立嘴皮子这么厉害，干脆问他：“你干嘛来考警察啊，干脆去说相声得了。”
被调侃了一番，马三立的警察梦算是破灭了，虽然心里别扭，但冥冥之中却好像在暗示他：你就是说相声的材料，为相声而生！
从此，马三立便收起所有杂念，拼命磨炼相声技巧。为了练嘴皮子，掌握好气口、尺寸，比别人付出10倍、20倍的努力。绕口令、贯口必须练得滚瓜烂熟，张口就能来。
不仅把父兄擅长的文段子《开粥厂》、《文章会》、《八扇屏》等全部拿下，还给自己定了个更高的目标。
马桂元对他的要求本就足够严苛，但马三立在“学、练、看、演、变”之上，又给自己加了一个“精”。同时，对自己提出“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好不可，非精不可”。
后来，这样成了他毕生的从艺标准。
可就在马三立的相声技艺日益精湛之时，马桂元却染上了大烟瘾，不到30岁就去世。
马三立便把刚满2岁的儿子马景伯接到自己家里抚养，后来马景伯也成了相声演员，并改名马敬伯，意思就是尊敬大伯马三立。
就这样，不过20多岁的马三立，不得不承担起养活一大家子的重任。
03 险恶江湖
哥哥离世、父亲病故、继母离家出走……接二连三的变故，让马三立意识到，只在天津当地说相声的那点微薄收入，根本不够养家糊口。
为了生计，他只好四处流浪，走上卖艺生涯。
起初，因为没有路费，他只能坐小船到附近的塘沽、葛沽、咸水沽一带演出。
之后，还是托了熟人，才有机会坐上火车，去了秦皇岛。
有一次，和刘宝瑞去外地卖艺，在从营口开往阳台的船上，刘宝瑞因为两天没吃东西饿得昏了过去。情急之下，马三立只好偷了别人一个锅饼，才救了刘宝瑞一命。
1937年，马三立乘火车去奉天，中途上来两个日本宪兵、四个伪军，对车上的旅客挨个盘查。到了马三立这，因为一句“我是说相声的”、“我是中国人”，被连扇几巴掌。
1939年，马三立去济南卖艺，还是捡了10块钱，才买得起回家的火车票。
十几年来，为了养家，为了活命，马三立在旧社会跑码头、闯关东、进京、南下，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也尝遍了江湖险恶。演了5年反串戏、被戏园子老板骗钱、地痞流氓敲诈……作为社会底层穷作艺的，他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马三立一家的生活才真正有了改观，曲艺人才开始翻身做了主人。
04 新身份新地位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好消息，原本的曲艺人终于从不受待见的下九流，变成了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社会地位大大提高。
当马三立再次登台演出时，他发现自己不再是吃开口饭的卖艺人，而是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建设的重要力量。
这一年，马三立一家住进了独门独院，添置了桌椅板凳，过年时孩子们穿上了新衣裳，成了名副其实的翻身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