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水上运输的成本比陆地运输更低一些,并且每次的运载量要比车马多许多。大运河也因此成为那时水上交通的大动脉,凭借一己之力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皮日休在一首诗中对大运河的开发进行了评价:
“在隋之民不胜其害,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
的确,为了大运河的修建,隋文帝征用了许多劳动力,且赋税加重,将大把资金砸在这项水利工程上,对黎民苍生的生计造成了负面影响。
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唐朝时期的经济却又大大得益于大运河,得到飞速发展。
到了宋代,水上贸易的规模不但扩大,统治者不再把目光局限于大陆内,也开始在对外商业上下功夫。
彼时,中国最早的“海关”——市舶司出现,是政府管理海上贸易的官方机构,证明着海运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
宋代的海外运输路线分为南北两条航线,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航线的使用取决于当时的气象、与辽金的敌对关系以及港口运营状态。
当时,宋朝进出口额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占比超过百分之二十,是前所未有的惊人数据。
贸易规模的扩大促使政府不断修订相关法案、增加贸易合作伙伴,进一步激励了海上市场的发展态势。
海运发达,各行各业百花齐放海上贸易的兴盛,带动了一整条产业链,对宋朝的手工业、小商品经济乃至文化形态、民间迷信等领域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彼时,人丁兴旺,农业发达,因此劳动力非常充足,许多百姓为谋生而投入到进出口货物的制造业中,这导致手工业急速发展,各类商品越来越精致、靓丽,质量也不断提高。
其中,东南沿海地区的丝织业、制瓷业如火如荼——作为中国独一无二的特产,瓷器和丝绸都倍受海外国家的青睐,每年的贸易中,其订单量占比最大,盈利最多,自然发展也最盛。
据记载,当时江南地区的丝织业发展甚至已经超过了北方地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丝绸之乡。
此外,由于商人有频繁出海的需求,宋代的造船业、航海技术都急速发展,涌现了许多新的发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