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文学观澜”是中国作家网在《文艺报》所开设的专刊，其中“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专版旨在总结获奖作品以及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经验，我们邀请作家、评论家或回顾重温获奖者的代表作品，或把脉其创作整体风格，或解析其近年文学创作，力图形成多元立体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新貌。
作家介绍
王蒙（1934～），河北南皮人。曾任原文化部部长，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等。著有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这边风景》《笑的风》《蝴蝶》《夜的眼》等百余部（篇），以及散文、诗歌、传记、文艺评论等，共计2000万字。长篇小说《这边风景》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9月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1980年代初王蒙和他的四篇小说
谢尚发
历来对王蒙的研究，都强调他与当代文学思潮发展的密切关系，指认他“无论是在表现题材、创作方法还是叙述技巧，……不仅用创作实践来证明自己与文学潮流的内在联系，还在理论上引导文学思潮的健康发展”（李骞语）。不唯此，他的创作也被认为“具有更长久的历史反思性意义，也标明主潮内在总有超出主导统一性的那种超前的意义”（陈晓明语）。“超前的意义”尤其体现在他新时期开始阶段用文学实绩与理论所引领的文学新风潮上，其中意识流的创作方法最为明显，无形中塑造着新时期文学的历史风貌。从《布礼》到《夜的眼》，再到《春之声》和《蝴蝶》，也构成了其意识流写作演进的“个人的文学小历史”。
《布礼》与《夜的眼》：文学的“归来”
1979年6月14日，王蒙回到北京，暂住北池子招待所。也就是在这个狭小的由剧团排练场改成的招待所里，开启了他“文学的归来”的故事，相继写下了《布礼》《夜的眼》以及《蝴蝶》等新时期文学的名篇。再加上《春之声》，它们构成了王蒙探索意识流小说写法的系列，且逐渐加深，越发纯熟。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完全可以将之称为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四部曲”。
《布礼》一篇，据王蒙交代，还在新疆时他便动手写作，直言这篇小说“要写的是灵魂，是那个毒化人的心灵的岁月里人们所受到的灵魂的折磨”。小说中的许多段落自然也就是“一些直面灵魂的句子”，因此是“一段直入灵魂的疾书。这样的疾书，不敢说是唯一，至少也是极其少有”（《王蒙自传第二部》）。为了应和对灵魂的疾书需要，王蒙广泛地调动了“鲁迅风”，“还有高尔基，有雨果，有蒙太奇，有交响乐，有贝多芬”。如果从小说内容来看，它是一篇道地的伤痕文学作品。小说由7部分25个小段落组成，叙述的是一位忠诚的老干部经受冲击并获得平反的过程，兼有对历史的反思。
在小说中，所谓“意识流”的写作方法被王蒙置换为“拼贴的蒙太奇”，它的跳跃在思想跃动、内心思维方面表现得并不十分强烈，只是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把本来流畅的叙事故意打破，但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和接受，仍旧按时间的节点标出小标题。由此也不难看出，在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一种全新的创作方法获得其认可，是小心翼翼且具有尝试意义的。对于王蒙而言，他试图写出伤痕文学的别样感觉，在故事基本停留在伤痕范畴之外，供他创造的空间也就成了“文学的技法”。找到“意识流”写作的方法即便不是刻意为之，也是为了能够应和他所讲述的故事。生硬，或者说“故意的妥协”是《布礼》在意识流手法运用过程中彰显出来的特色，到了《夜的眼》，则变得更为从容和大胆了，尽管也仍然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在《布礼》完成后不久，王蒙便发表了《夜的眼》，继续铺排他“归来后的感受”。在新疆摸爬滚打了16年后，重回北京后的他在依旧如斯的地方却以陌生的感觉打量着故地。这种“熟悉却陌生”的感觉促成了小说内在的叙述理路，他真实的感受也被代入其中：“他只能悲哀地观望着，力图捉摸却硬是捉摸不住地感触着。”为了加强这种感觉，王蒙试图用音乐的节奏和抽象来达到对这种捉摸不定的感觉的描摹，以至于路上的街景、去到干部家的紧张与卑贱体验，都成为他笔下重要的素材。很明显的是，《布礼》尽管强调写的是“灵魂”，但它的“意识流”仍然属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是在传统现实主义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故意采取了“笨拙的蒙太奇”方法来试图突破某种框架与程式。《夜的眼》更进一步捕捉主人公的“内心感觉”，他对城市的幻梦式捕捉、走后门过程中低人一等的心理体会，比起《布礼》“刻意为之的叙事凌乱”显然更加贴近人物的“内心意识流动”。
如何理解《夜的眼》，仔细聆听王蒙的自述，也许不至于跑偏。他说这部小说“它用一种陌生的，略带孤独的眼光写下了沸腾着的，长期沸腾永远沸腾着的生活的一点宁静的忧伤的观照。它写下了对于生活，对于城市，对于大街和楼房，对于化妆品与工地，对于和平与日子的陌生感。它传达的是一种作者本人也不甚了了的心灵的涟漪。是一个温柔的叹息，是一种无奈的平和，是止水下面的澎湃，是泪珠装点着的一粲，是装傻充愣的落伍感与“一切复苏了吗”的且信且疑与暗自期待并祝福着的混合体”（《王蒙自传第二部》）。王蒙终于将意识流不仅停留在“人为制造的叙述凌乱”上，还真正对准了主人公的心理感觉。
《春之声》的“个人敏感性”
在经过了《布礼》和《夜的眼》的摸索、探路之后，王蒙逐步确信了文坛对意识流手法的接受程度。“且信且疑”变成了坚决，使他确信无疑地感知到“意识流”也可以像“个人的归来”一样，实现“文学的归来”。创作于1980年的《春之声》实现了对《布礼》的“笨拙的蒙太奇”和《夜的眼》的“心灵的涟漪”的超越，真正去捕捉“个人的敏感性”，并将之作为小说表达的主题。小说发表后，批评者指责其过分侧重对心理活动的描摹，叙述的节奏随意跳跃的写法，但他们不知道，这恰恰是王蒙所追求“作为文学方法的意识流”所促成的文学审美效果。
小说讲述的是出国考察归来的知识分子乘火车回老家探亲一路上的“火车感受”。甚至可以说，小说没有任何情节，随着主人公的感受而推进，外在的一切景观都变为主人公的“心理风景”，投射为一种个人经历。这些“心理风景”与其说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与人文景象，不如说是主人公心思敏锐的“个人意识的印象流”。它的题材来源与王蒙乘坐火车从新疆一路风尘仆仆到达北京有关，巨大的历史落差所造成的复杂心理感受，成就了《春之声》。个人的“巨大的历史落差”却促成了“文学的巨大历史落差”的产生，开启了新时期文学一次充满了冒险精神的“现代尝试”。在小说中体现为主人公对往事的追忆、对遭际的反刍、对归来的感慨，也同样体现为主人公把现实的声音、气味、光影、话语等揉搓成一条感觉的绳索，更在于所有个人的历史与记忆、现实的林林总总都以断裂的、非连续性的、浮光掠影的方式呈现，完全随着主人公一己的意识流动而跳跃不拘。后者恰好构成了“文学的巨大历史落差”。完整的故事被零碎的感觉取代，鲜明的人物形象变得模糊且缥缈，现实的一切并不构成文学的主义，甚至无主题、无整体，亦无中心，消解宏大叙事而归于日常碎屑。
意识流手法的使用成功解放了王蒙的写作天性，使得他的语言风格、故事题材与主旨依归融为一体。“个人敏感性”凸显为小说的核心，这在王蒙的创作序列中也是具有典范性意义的，从《布礼》经《夜的眼》再到《春之声》的“意识流写作”的深化，痕迹也愈发清晰了。
《蝴蝶》，或庄周梦蝶
在《春之声》之后，或者与《春之声》同时写作的，是意识流意味更加浓烈的《蝴蝶》。评论界更看好《蝴蝶》乃在于它在运用意识流写作方法时近乎于无技的境界。文学技法与故事内容融为一体，娴熟纯青，妙然自得。《春之声》在意识流写法的运用上显然超过了《布礼》和《夜的眼》，但其缺憾在于它“太过于意识流”了，大类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感兴触发间皆是意识满地流溢。《蝴蝶》别开生面，把宽阔的历史尺度、深广的现实维度、超迈的思想厚度、技法的熟稔程度都捏合在文本之中，主人公“一念千年”的“寂然凝虑”与“感时伤怀”的“悄然动容”，被王蒙充分调动、揉碎再拼贴缝合，在1980年的文坛着实创造了一朵奇葩，绚烂无比。
《蝴蝶》的创作缘起，是1979年末到1980年初，王蒙再次重返新疆去到鄯善县一带，他自述道：“我感从中来，悲从中来。想到了时代的变异与命运的浮沉，你是蝴蝶还是庄子？你是人五人六还是另册贱民？”谙熟庄子思想的王蒙，在个人的历史遭际与现实境况的促发下，进入了“庄周梦蝶”的境界，真实与幻梦、外我与本己、真性情与假客套，恍然之间难以分辨，而其中滋味唯独亲身经历者才能品尝得出。因此才有王蒙所言的内心的危机来自于“历史规定的个人角色的不确定性、起伏性、突变性乃至偶然性”。他的“庄周梦蝶”就带着时代的特色。王蒙对自己的归来将信将疑，文学创作也成了他试验、摸着石头过河的重要方式，才有了《布礼》的“拼贴蒙太奇”、《夜的眼》的“心灵涟漪”到《春之声》的“个人敏感性”，最终抵达《蝴蝶》的“纯粹意识流”。即便确证了的现实也无法让他心安理得，仿若一只惊弓之鸟，惴惴不安变成了“庄周梦蝶”式的疑惑。其内里实则是王蒙对个人现实际遇和前途命运的不能把捉的心态反映。
也正因为此，评论者普遍认为《蝴蝶》“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使他的小说迅速跃进到一个较高的艺术层次”（陈晓明语）。个人命运遭遇所带来的内省意识与国家民族的宏大历史叙事，融入到王蒙深邃的反思之中，作品与其说是依然在探索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以此来试探新时期文学所能容忍创新的限度，不如说这一使命在《春之声》中已经宣告完成，而《蝴蝶》是在尝试赋予“意识流”以独立存在的意义，摆脱纯粹作为文学技法的面目，使之具有反思的深度、思想的高度、品性的浓度。对王蒙及其创作来说，“作为方法的意识流”从最初的模仿、试探到定型，再到赋予它以“思想的地位”，至《蝴蝶》始告成功。由此，“作为方法的意识流”已经超越了文学技法的范畴，而拥有了“作为一种立场、观点与思想的意识流”的特色。
作为方法的意识流
稍晚于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尝试，1981年袁可嘉等人编选了《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系列丛书，其中颇有总结意味地说道，意识流“写作的基本方法是自由联想、内心独白和旁白等”。停留于“作为文学技巧的意识流”，回看王蒙的这几部小说，就不难看出它们在新时期文学开始阶段的重要意义。这些作品中，《布礼》故意的零碎恰好符合了蒙太奇的特点，而此后的作品都聚焦主人公的“心理声音”，采用了繁复乃至于啰唆的文风去契合“心理声音”的芜杂、凌乱，确实是王蒙的高明之处。他瞬间消解了前此阶段现实主义的各种严肃与崇高、完整与宏大、主题与中心，零零碎碎间窥见主人公破裂的心灵，也能折射出新时期文学到来的讯息。作为方法，意识流的写作更多地具有象征性的症候，它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率先的表率，提供了一种立场和观点。
王蒙对意识流本身的把握恰好契合了詹姆斯的理解：“意识流的栖息之所充塞着某种感觉的想象，它们可以久长地保留在意识中，并毫无变化地成为沉思默想的内容；而飞行过程则充满了具有各种关系的思绪，静态的或者动态的思绪”这一点在《布礼》中还稍显欠缺，但在《夜的眼》《春之声》和《蝴蝶》中则几乎是集中地展演了。张思远庄周梦蝶式的思接千载，生命悠悠的感慨与联想，全是一种沉思默想的状态，且始终处于飞行状态，是静默着的飞行，也是飞行着的静默。把人物的心理感念作为小说的中心，客观被主观化，环境变成遭遇，人物也都零散地飘过，存储于意识栖居之所，也同样存储于新时期开始阶段的文学史之中，见证并创造、开拓并建构。
对王蒙而言，“作为方法的意识流”同时表明一种开创性的立场。他的实验、试探以及触摸文学所能够触碰的边界最大值，都是以意识流作为手段引领文学写作的解放。以意识流作为方法，恰好构成了王蒙在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的意义和价值。这意义和价值即便置于现在，也仍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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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作家网与《文艺报》合办“文学观澜”专刊2021年11月24日第5版
编辑：刘雅
二审：王杨
三审：陈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