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张华的表现过于突出，反而引起了司马炎的疑心。张华的政敌荀勖正是利用了司马炎极力防范权臣的敏感心理，以张华曾支持齐王司马攸继位为由，劝司马炎将张华出为安北将军、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实际上是将张华赶出权力中枢。
没想到，张华受到打击后并不气馁，在幽州同样干得很好，做到了"远夷宾服，四境无虞，频岁丰稔，士马强盛"。由于张华的政绩斐然，"朝论当征为尚书令"。尚书令即魏晋时期的宰相，对于是否要任命张华为尚书令，司马炎是犹豫的。
这时，张华的政敌、荀勖的同伙、侍中冯紞站了出来，他再次抓住司马炎防范权臣的心理，借古喻今，指出当今要防范钟会一类的人物。司马炎果然被冯紞的话题所吸引，他问："当今岂有如（钟）会者乎？"冯紞回答："陛下谋谟之臣，著大功于天下，海内莫不闻知，据方镇总戎马之任者，皆在陛下圣虑矣。"冯紞所说的，不言而喻，指的就是张华。司马炎深以为然，于是征张华为太常，不久，又以太庙屋栋折断为由，免去了张华的太常之职。
张华在灭吴战争中功勋卓著，得到的结果却是"终（武）帝之世，以列侯朝见"。这恰恰是因为张华立的功劳太大、太突出，以至于成了司马炎防范的对象，真可谓是"因功受累"。
杜预与羊祜同样力主伐吴，羊祜在临终前举杜预自代，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接手主持伐吴的准备工作。在灭吴战争中，杜预是晋国大军在长江中游前线的总指挥，司马炎曾下诏王濬水军出三峡后要受杜预节度。
毫无疑问，杜预是灭吴战争的头号功臣之一，他在战后得到的赏赐是"以功进爵当阳县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户，封子耽为亭侯，千户，赐绢八千匹。"
看上去，赏赐还算丰厚，但这一赏赐仅限于爵位、俸禄、礼秩等比较"虚"的方面，杜预的官职、权力、地位并未得到任何提升，而是继续留镇荆州。显而易见，杜预也是司马炎极力防范的可能成为权臣的人选之一。
杜预深深理解司马炎的用意，所以他"既还镇，累陈家世吏职，武非其功，请退。"但司马炎一直"不许"。
司马炎的意思，大概是担心杜预以退休为掩饰，回到洛阳活动要官，到时候朝廷将会陷入左右为难。因为杜预功劳太大，给的官太小，不合适，但给的官太大，司马炎又怕杜预成为尾大不掉的权臣。
杜预请退而不得，知道司马炎对他猜忌已经很深，于是"数饷遗洛中贵要"，也就是多次派人到洛阳向朝中掌权的要人们行贿。有人问杜预是想干什么，杜预说："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也就是说，杜预已经放弃了再有任何官职升迁的希望，只要朝中大臣不在司马炎面前进谗言陷害他，他就非常感激不尽了。
但杜预在荆州也没法待太久的的时间。灭吴之战时，杜预已经五十八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可算是高龄。吴灭之后，杜预又留镇荆州五年，终于身体顶不住了，这时司马炎方才网开一面，允许杜预回朝，征杜预为司隶校尉。司隶校尉主管洛阳、长安、弘农、三河等京畿地区司法、监察、治安，有时也称"司州刺史"，在东汉时期和御史大夫、尚书令一起号称"三独坐"，是颇为显赫的要职。但到了魏晋时期，司隶校尉的地位已经大为下降，其职权也被各种禁军武职所侵夺，风光大不如前。而且杜预早就是都督荆州的大员，又立过盖世功勋，此时再回洛阳当一个刺史级的职务，怎么说也算不上是优待。
所以杜预很郁闷，加上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杜预走在回朝的路上，到达邓县时就去世了。
在灭吴之战中，王濬扮演的是一个"刺头"的角色。王濬也是"博坟典"的读书人，并非不懂政治的赳赳武夫，他理应知晓司马炎猜忌功臣的心理。但王濬年轻时就是个放浪不羁的人，而且他的名利之心太重，对青史留名的渴望过于强烈，因此在战场上屡屡违诏抗旨，拼了命也一定要夺得灭吴首功。
司马炎早已了解到王濬不是老实听话的软柿子，但王濬训练的益州水军是灭吴之战必不可少的战力，为此不得不仍然任用王濬为水军统帅。为了防范王濬"恃功肆意"，司马炎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派唐彬为广武将军、监巴东诸军事，以监视、牵制王濬的行动；二是在王濬出兵后，又连下七道严诏，命令王濬在不同的战场要先后接受贾充、杜预、王浑的节度指挥。
但王濬早已打算不顾诏书的严厉规定，直取建业争夺灭吴首功。贾充是挂名统帅，根本无力制约王濬。杜预知道王濬是个刺头，不好惹，干脆就授权"若（王）濬得下建平，则顺流长驱，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于我"，对王濬放任不管。但王浑就没那么好对付了。在王濬到达建业一带时，王浑"遣信要令暂过论事"，"又索蜀兵及镇南诸军人名定见"。"暂过论事"，就是要王濬过来开会，以确认王濬受其节度的事实，"定见"是指账册名单，王浑索要王濬部队军官士兵的花名册，大有要接管王濬的水军指挥权的意思，目的是不让王濬乱来。
王濬才不吃这一套，他借口"风利，不得泊也"，把王浑当空气，直接*到建业城下，"趁胜纳降"。王濬成功了，他亲手塑造了自己的人生高光时刻，也实现了"青史留名"的梦想，时至今日，人们提起晋灭吴之战，一定会说到"王濬"这个名字。
然而，正如斯蒂芬·茨威格所说："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暗中标注好了价格。"王濬看似一帆风顺的好运气，注定要付出代价。
司马炎早在战前就非常担心王濬"恃功肆意"，而王濬为了争夺头功，竟然置诏书于不顾，不听王浑指挥，这恰好证实了司马炎的担心是对的，更重要的是，王濬的所作所为，深深触犯司马炎的政治忌讳。
于是，在吴灭后不久，王浑就上书指控王濬违诏抗旨，有司奏当按邓艾之例，槛车征回推问。不过，司马炎虽然猜忌之心很重，但为人还不算太刻薄。他只是想敲打惩戒一下王濬，并不准备把王濬整成第二个邓艾。于是，他只是发一道措辞严厉的诏书谴责王濬，并且允许王濬申辩。
王濬只得按照套路为自己申诉辩解，理由无非是战机不可失、孙晧投降太快、诏书送达太慢没收到诏书等等。申诉之后，司马炎下了一道"宽诏"："（王）濬有征伐之劳，不足以一眚掩之。"算是赦免了王濬的违诏之罪。
等王濬回到洛阳，没有看到欢迎英雄凯旋的盛大仪式。因为他此时的身份不是从前线凯旋归来的战斗英雄，而是一个罪行尚未完全查清的犯罪嫌疑人。迎接王濬的是廷尉、御史的一系列指控，罪名除了违诏之外，还包括贪污孙晧宝物、擅自烧毁东吴战船等等，要求将他"付廷尉禁推"，也就是关押起来接受审讯。
这样对待一个刚刚立下盖世功勋的功臣，显然不是正常现象，所以这很可能是出自司马炎的授意，至少也应是廷尉等"有司"对司马炎个人意图的揣摩。
司马炎再次赦免了王濬，诏曰："勿推"，并且拜王濬为辅国大将军，领步兵校尉，"诏依征镇给五百大车，增兵五百人为辅国营，给亲骑百人、官骑十人，置司马。封为襄阳县侯，邑万户。封子（王）彝杨乡亭侯，邑千五百户，赐绢万匹，又赐衣一袭、钱三十万及食物。"
就这样，司马炎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在一次次折腾中把王濬染指更高职务和更大权力的野心消磨殆尽。据《晋书·王濬传》载，王濬"平吴之后，以勋高位重，不复素业自居，乃玉食锦服，纵奢侈以自逸。"
如此看来，司马炎对待功臣的办法，大概和赵匡胤差不多，就是给他们显赫的爵位、丰厚的秩禄，以换取他们交出兵权、退出政治军事舞台。只是过程和方式因人而异罢了。
王浑出自名门世家太原王氏，父亲王昶，为曹魏司空，与司马懿关系亲密，王浑因此娶了司马懿之女，入晋之后，算是尚主的"驸马"。其子王济又娶了司马昭的女儿常山公主，父子两代驸马，都是西晋皇亲国戚，在朝臣之中可以说是显贵无比。
因此，在六路伐吴大军中，王浑与司马伷一样，负有监视其余诸军的职责。而且，王浑的扬州军的进军路线紧邻着司马伷，按计划，两军将于横江渡会师，在王濬水军的配合下进攻建业。根据司马炎的设想，王浑将会辅佐司马伷攻下建业，由晋朝宗室来夺取灭吴首功。退一步而言，就算司马伷攻不下建业，由王浑这个皇亲国戚来夺得灭吴首功，也在司马炎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王浑深刻地领会司马炎的意图，并且严格落实。即使是遇到王濬这个不讲政治的捣乱者，王浑仍然坚持贯彻司马炎让司马伷夺取首功的意图。这体现在：
第一，王浑早就消灭了由东吴丞相张悌率领的吴军精锐，但他严格遵守司马炎的诏书规定，等待司马伷和王濬前来会师，他"守贼百日"而不渡江，以至于让王濬钻了个空子，成为第一个攻入建业的人，抢到了灭吴首功。王浑的部队主要是扬州兵，扬州刺史周浚、扬州别驾何恽都在王浑军中，周浚、何恽劝王浑"速渡江，直指建业，大军卒至，夺其胆气，可不战而擒。"但王浑以"受诏但令江北抗衡吴军，不使轻进"为由，坚守严诏而拒绝周浚、何恽的建议。可见，王浑实际上完全有能力渡江灭吴，但他严格遵守诏书规定，把作战范围限制在江北，其意图，很明显是要把攻克建业的首功留给司马伷。只是事态微妙，王浑不便明说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