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秦与中华文明共同体的诞生
文明论的中国论述普遍重申中西之别——当然不是在八十年代的意义上，而是以中国为本位，确立新的夷夏之辨，而新法家则主要强调民族利益和国家意志，以政治家的战略思维冷静地区分敌我。在我看来，这正是法学家出身的孙皓晖在这个时代决意投注十六年心血从事小说创作的真正动力。孙皓晖在《大秦帝国》中一再称颂大秦的法制文明，或许从中我们仍不难发现八十年代“现代化”思想的遗留，在这个意义上，秦与近代国家倒是颇为相似，具有形式化的成文实在法，赏罚分明，有法必依，违法必纠，摆脱了儒家的刑不上大夫和伦理化的“春秋决狱”，虽太子犯法亦不免于罚处（劓太子傅公子虔，黥太子师公孙贾）。但是，如果读者们认为孙皓晖要把法制作为秦文明或中国原生文明的核心价值和根本源泉，那就大错特错了，孙皓晖对形式化的法条主义根本没有兴趣——尽管他本人未必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很多地方仍流露出八十年代式的法制主义的思想尾巴（他的思想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和张力）。
实际上，他真正关心的是政治决断！他感兴趣的不是法律，而是法律的创立，是启动法律的力量，是最高的“例外”的权力。饶有意味的是，《大秦帝国》六部十一卷，纵贯256年的跨度（自公元前362至公元前206年），涉及列国纷争，人物众多，头绪交织，即使重点人物也往往戏份有限，着墨也比较均衡。但格外突出的，第一部《裂变》的大部分基本上是以商鞅为绝对的主角，而且倾注了作者非同寻常的心力和偏爱，这一部分也是全书最具悲剧性的情感强度的华彩段落，这种比例失当，显然有违小说的结构匀称性要求，在美学上算作失误，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处理？在小说中，没有另外的人物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如果说还有谁勉强在书写篇幅上可以和商鞅相比肩，那也只有嬴政了。那么，商鞅与嬴政各据小说头尾，皆浓墨重彩，又有何深意呢？在我看来，这种明显反美学原则的设置恰恰正是孙皓晖所需要的小说形式，他是有意为之。在孙皓晖笔下，商鞅与嬴政决不是一般的艺术形象，而是真正的立法者和立国者。《大秦帝国》六部十一卷主要讲述的正是在原初的意义上创立国家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