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生 海南大学
序论：《大秦帝国》不是一部小说
《大秦帝国》是一部当代文学史上的奇作，六卷十一册，五百余万字，如果不是真喜欢，没有点耐心，还真难读完。但就是这么厚的一部大书，居然就火了起来，尤其是2009年全套推出之后，发行量巨大，粉丝众多，热度持续不退，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也已经制作完成并播出了三部（《裂变》《纵横》《崛起》）。而且，正如《亮剑》《三体》现象一样，其社会流行指数还体现在各种“大秦”式公司管理学、商战攻略和职场宝典的开发与引申。不过，伴随着它的流行，争议一直很激烈，批评之声未曾断绝。质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文学性差，替暴秦翻案。
主流文学界似乎一直拒绝接纳《大秦帝国》，认为它不是一部文学性很高的小说。从八十年代以来通行的“纯文学”成规惯例上来看，这当然也有道理。这部小说在语言、结构、人物形象等方面，可以指摘处的确不少。但是，我必须要指出的是，它根本就不是一部小说！作者压根儿就没打算写一部小说，也没有什么文学上的抱负。在多个访谈中，孙皓晖并不掩饰对所谓纯文学的蔑视。他的真正目的是要表达自己的历史观点和政治哲学见解，所以怎么方便怎么来，什么载体表达效果好，利于传播就用什么，他根本不在乎写的是不是小说或历史。他的目的只是用小说的体裁叙述大秦历史的线索，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感性形式。如果说历史小说艺术的本质在于借历史的背景和情境讲述人物的命运，那么，孙皓晖则恰恰相反，他是要借人物与故事呈现历史的逻辑与启示。在书中，人物并不具有中心地位，他们走马灯式的上场谢幕，只是为了演绎历史的大剧，他们都是孙皓晖笔下的人偶。所以，《大秦帝国》虽然采取了小说的体式，却并不遵守小说的规矩，作者也没打算遵守。全书既建立在一定的史学根据之上，又充满了荒诞不经的小说家言，体例相当混杂。小说情节中还大量夹杂着政论、知识介绍、历史考据，甚至兵器车马绘图等等，作者像太史公一样随时跳出来进行评价（这和后现代式的元小说没有关系），完全不在乎美学规则。
再强调一次，这不是一部小说。它更接近于古典时代的史学著作，即希罗多德的《历史》一类的“史书”。【1】《历史》和《资治通鉴》的写作决非追求失落的历史真实，而是为了传达现世的政治训诫，在那里，史料的选取和真实性的辨析并不那么重要，历史与虚构总是难以分辨地混杂在一起。其实，对于孙皓晖来说，十一册《大秦帝国》和他的文化史论《中国文明正源新论》和《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三册）只不过是同一内容的不同形式而已，它们以互文的形式，面向不同的读者，以及同一种读者的不同阅读阶梯而设。所以，对于《大秦帝国》，我们纠缠于文学性或历史的细节又有什么意义呢？探究它真实的意图才更为重要。尤其是当这种意图得到普遍的社会呼应并获得附加增殖甚或扭曲式强化的时候，真正批判性的思考就更为必要。
一、“文明中国”论背景中的“大秦帝国”
在孙皓晖笔下，无论是在小说文本还是论著文本中，“文明”都是至关重要的关键词，这让我们隐约窥见了大秦故事和“文明论”的关联。【2】孙皓晖在书中和访谈中曾多次强调以大秦为本源的中国文明在世界上的独特性、至上性。“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普遍研究已经证明：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是独立发展的特殊形态，就与西方的欧洲是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在人类发展的长期历史上，中国文明体系曾经表现出远远高于欧洲文明的优越性。”【3】而他所要做的，就是越过两千年的“观念泥沼”，寻根溯源，重新为“中国原生文明”或中国文明的本质正名，而当代中国，只有接受原生文明的启示，才能找到民族的原力，在全球化竞争的时代再次开出新生命。
在我看来，孙皓晖之所以采取这种诉诸“文明”的论说方式，是因为和种种“文明中国论”的话语分享了同一种历史语境，“原生文明论”也可以视为一种独特的“文明中国”论，是面对当代世界情势和中国处境的一种政治应答。
新世纪以来，普遍同质的全球化幻梦破碎，西方世界所代表的普世价值魅力不再，欧美挟现代文明以令诸侯的齐桓晋文时代已经过去，世界愈加动荡不安，彻底暴露出战国时代的真面目。各个民族国家各为私利，竞于气力，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全球无义战。冲突与斗争在地下天上全面展开，不仅表现在军事、政治、经济、金融等世俗领域，也表现在文化、宗教等精神领域——这似乎印证了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判断，不过，文明冲突更多只是现实的政治经济冲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而且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而不是以跨区域的文明为单元。
伴随着所谓“大国崛起”，国人既分享了在世界格局内国家地位上升的自豪感，也感受到了来自西方世界的压力甚至敌意与威胁，1990年代末自南联盟使馆事件以来，民间滋生出普遍的反西方情绪，这种被某些人称为“民族主义”的社会情绪不只是唤起了百年的创伤性的民族记忆，更因为它连带着潜在的利益关切，让每一个人真切地意识到了在全球化的丛林世界里民族国家的至关重要性，体认到自身与国家的利益同一性，并由此激发起某种民族共同体的命运感。2008年是一个带有时间节点意味的标志性年份，奥运火炬事件进一步击碎了西方自由民主的道德形象，汶川地震则激发起了全民的共同体情感，它也使在改革开放以后承平时代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众多“80后”一代转变成为“四月青年”。需要提醒一句的是，正是在2008年以后，《大秦帝国》才正式全套推出，全面获得巨大社会影响。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各种“文明论”的中国表述应运而生，虽各有差异，但普遍表现为，批判八十年代以来的“现代化”论与启蒙主义，强调“中国文明”的独特性与普世性，反对西方现代性，将“中国文明”标举为化解现代危机、超越西方道路的新方向。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文明中国”论有两类，一是各类文化保守主义，以向后看的姿态，从古典的思想资源中寻求灵感和启示，提出对种种国内和世界现代性危机的应对方案，如政治儒学等。二为“中国模式”论，将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道路指称为超越“华盛顿道路”的“北京道路”，它有时也诉诸文明特性和历史禀赋，但主要是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提供历史的解释，为现实秩序进行合法化论证，重心不在“文明”本身。这两类“文明中国”的表述虽然都表现出对中国文明的正面价值的肯定，并以之作为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尺度，但表面的相似之下，二者之间其实存在重要差异。粗略而言，前者更重文教和政治哲学的价值论，后者更具有现实战略的考量；前者更关心国族心性与天下的文化秩序，后者更重视国族生存的空间和利益的世界延展；前者更重法先王，后者更重法后王；前者更重中国古典的礼乐政教传统，它是异于西方，区别于现代的心性结构和社会政治安排；后者更重为当下中国的成就和政治秩序做现实论证和历史辩护，文明被用来指称民族国家的整体，古典文化只是它的来源和象征。总的来说，前者基本上是偏于儒家的气质，后者则更多地体现了法家的风格。《大秦帝国》正是代表了法家的文明中国论，它弥补了各种“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论在“文明”方面的粗疏和缺失，集中从古典资源着手，在历史领域以象征和曲折的方式展开。
当今的时代是新的战国时代和“大争之世”，这是当今儒家和法家的共同判断，所不同的是，新法家反对儒家的保守与迂阔，坚持改革的立场，力争为中国文明开辟更大的世界空间。在“大秦帝国”式的新法家的视野中，“大争之世”不必从消极的方面来认知，因为它为竞争性的“中国原生文明”的出场提供了新机遇，而且，大争与冲突本就是世界的永恒真相。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阴郁的认知是当今的文明中国论和各种保守主义所共有的，只不过程度不同，而法家更鲜明强烈罢了。应该说，这种判断自有其政治清醒，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它表现出对各种伪装成普世主义面目的西方文化特殊性的强烈不信任和逆反，也是中国思想对“新时期”以来启蒙主义意识形态迷梦的痛彻领悟和深刻反省，其中天然包含着对不平等的现代世界体系的批判性内容。作为后发的，正在走向崛起的大国，它的现实境遇，很容易就唤起近代史的记忆，苏联的解体与衰落又提供了鲜活的反面典型，这些都迫使中国思想界重新检讨全球历史“大转型”以来的大国兴亡的经验与教训。历史经验与现实际遇带动了知识界和民间的思想转向，从九十年代末期对韦伯、尼采形象的再认识到新世纪以后对施特劳斯和施米特的重视，标志着中国社会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近代意义上的“政治成熟”。这自有其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