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
前几年热播一部谈大国崛起的电视政论片，给人的感觉是已崛起的西方国家只长好看的脸蛋，不长难以启齿的臭脚丫子。改用一些人对其辩解的话说就是：脚丫子不代表西方崛起的本质；改用鲁迅在《文学和出汗》一文讽刺的话说就是：西方人流的汗都是香的，[1]或西方人从不流臭汗。片子看后给人暗示出结论只能是：中国要崛起，就得学西方人流香汗，不流臭汗；流香汗，就得像陈独秀那样穿上洋服，放下武器,“绘画绣花”式的崛起。果如此，陈独秀的路线就不会失败。
1920年陈独秀在《新年青》发文说什么“我承认人类不能够脱离政治，但不承认行政及做官争地盘攘夺私的权利这等勾当可以冒充政治。”[2]*针对陈独秀的”“那样雅致”的思维逻辑，则直接挑明了政治的本质，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3]结果，话音刚落，当年4月便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人头落地。
这几年也有短视频播谈中国何以震感崛起的原因，大体语境也是由于中国人一开始就流香汗，不流臭汗，与陈独秀穿西服不同的是，这时的中国人换了西服（即西方文化），穿了唐服或汉服（即“五千年中华文化”）而崛起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打小就不打架，大了也不打架即从不“运用人民民主专政”。果如此，西方人就在19世纪中叶不可能打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清臣们；果如此，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就是另一种前景了，今天的遥遥领先的华为就不会出现了。基辛格看明白这点内他说：
他（赫鲁晓夫）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4]
前一种只穿“西服”的意见的潜台词是诱使中国走西方的新自由主义道路，后一种只穿“汉服”的潜台词是诱使中国走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总之就是不想让中国走不惧并随是可以“打架”即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看明白这点，1956年11月，毛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5]
1959年12月，他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上写道：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八年之后）。[6]
最后 关于“公知”，这里多说两句：
今天，很多人纪念*，却不认识他。当年跟他最紧的人都让他拉下马了，他是为国家为人民负责的。他今天若回来，害怕他的不仅有右派公知，还有“左”派公知。戚本禹[7]到老了都还不明白1968年*老人家为什么要抓他。因为*早年经历过李立三“左”倾和陈独秀右倾两面的打压，也知道右可以葬送党的事业，“左”也可以葬送党的事业，只有实事求是才是我党胜利的法宝。假设今天*若回来了，类似的人再犯类似的错误，他仍不会手下留情。
所以总结中国崛起的的最好方法，是既不搞上世纪胡适之类的“低调俱乐部”[8]，也不搞六七十年代的“大树特树”，而是学好*的思想中的实事求是精髓，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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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譬如出汗黑，我想，似乎于古有之，于今也有，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该可以算得较为“永久不变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鲁迅：《文学和出汗》，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全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第307页。
[2]陈独秀：《谈政治》，乔继堂选编：《陈独秀散文》，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
[3]*：《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载《*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社1999年版，第121页。
[4]［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4页。
[6]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4页。
[7]戚本禹（1931～2016年） 山东威海人。曾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1966年后，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1968年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3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著有《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等。廖盖隆等主编：《*百科全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961页。
[8]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熊式辉、胡适、陈立夫、高宗武、罗君强等人，经常骤集在南京西流湾8号周佛海花园洋房地下防空室里议论时事，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他们诬蔑人民的抗战呼声“寄托于镜花水月的幻想之中”，是“唱高调”。为此，胡适为周佛海住宅取名“低调俱乐部”。他们主张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和日本侵略者“互相抱头痛哭，彻底的忏悔和觉悟”，以便实现中日“和平”。1938年结束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