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通过规范的匿名评审，进而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大部分都具备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贡献。不过，对于学术写作的初学者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其中的技巧很难被明确“传授”。我接触了很多优秀的研究者，他们对于这件事也都有自己的“心法”。在这篇短文中，我想和你分享的，仅仅是我自己思考GAP时常会运用的策略。如果你是学术写作的初学者，接下来的三种思考工具或许值得你尝试；当然，我更鼓励各位可以在这三种策略的基础上，开发出属于自己的思考工具。
工具一：曾经是什么，现在是什么？
第一种思考工具从问题出发，我们要询问的事情是：“曾经是什么，现在是什么？”换句话讲，曾经那些言之凿凿、被顶礼膜拜的理论设想，在如今新的社会技术环境中，是否有更新的可能性？我们之前讲了一个例子，作者从新闻价值出发，推进到分享价值，就是一种从“曾经”到“现在”的突破。相仿，我们还可以看看下面这个例子（Gran, Booth, & Bucher, 2021）。作者瞄准了“数字鸿沟”这一诞生于上世纪90年的学术概念，并用新的技术形态，也就是算法，来赋予它新的生命力：
①在选择哪些信息被视为与个体相关时，算法在公共生活中的信息、消费和参与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我们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代：算法协助并从根本上嵌入社会大多数部门的关键决策过程，包括公共行政、媒体、医疗和政治。
②这一基本的民主角色表明，我们需要更多了解人们对于算法的知识和认识水平，这不仅仅是因为算法远不是中立的工具，反而经常会持续造成结构性不平等和历史偏见。
③另一个理论传统，即所谓的“数字鸿沟研究”，重点关注互联网基础设施和计算机接入方面的不平等，同时也关注用户不同的动机、技能、模式，以及数字技能在日常生活中更广泛的益处。
④到目前为止，这一传统更注重实际操作技能(浏览、导航、制作内容等)和具体使用(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娱乐等)，尚未在国家层面上将算法作为数字鸿沟的一部分来认识。
⑤我们认同Hargittai和Micheli将算法意识视为互联网用户中的一个变量因素，因此，本研究的目标是将算法意识和态度纳入到数字鸿沟的研究之中。
我把这一段划分为五个部分。第一句在处理背景，凸显了算法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既然算法如此重要，那么，从公共层面上看，我们就必须尽力让所有人都对它有所了解。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任凭算法制造出新的结构性不平等，这最终会削弱它可能承担的民主角色。这两句话加在一起，凸显了三个关键词：算法、认知、平等。
算法是新事物，不过，认知和平等这两个概念却不是，它们都从属于数字鸿沟研究的经典命题。作者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把“新”的算法带入到“旧”的数字鸿沟中。因此，这一段的第三句话便介绍了数字鸿沟关注的问题。第四句话进一步开始了寻找“然而”的工作：数字鸿沟并没有把算法视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自然，第五句就可以过渡到“因此”的工作：我们的目标，便是考察社会中的算法意识鸿沟。
工具二：彼岸是什么，此地是什么？
第二种思考工具从语境出发。我们要询问的事情是：“彼岸是什么，此地是什么？”换句话讲，这里面体现了研究者一直以来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在地化。这里面通常隐藏着一种矛盾：来自西方的理论往往并不能（完全）解释非西方语境的实践，但非西方的研究者却很少能拒绝与西方进行对话。因此，一种折中的路线，便是把本土的文化要素与西方的理论脉络进行结合，期待在碰撞中获得更深刻的洞见。
Nicholas John（2013）曾发表过一篇论文，关注Web2.0时代中的“sharing”一词。他发现社交媒体往往会以三种崭新且有趣的方式来使用这个词：第一，模糊目标的“share”。例如越来越多的社交网站宣传语中，已经不再局限鼓励用户分享照片、视频、网站链接，而是去分享“life”、“world”和“real you”。第二，缺少目标的“share”。例如MySpace的首页会更加简单地告诉用户，他们可以在这里“1. Follow, 2. Get the latest, 3. Share”。第三，崭新目标的“share”。例如照片分享网站Fotolog2007年的广告语是“share your world with the world”。要知道，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让世界了解你”从不曾是share的目标。
这篇研究发表7年之后，John又和中国学者赵珞琳合作发表了一项研究，关注中国社交媒体中的“share”（Zhao & John, 2020）。有趣的是，当这个词被翻译成中文时，我们既可以叫它“分享”，也可以叫它“共享”。以此为起点，两位作者发现，分享更加强调人际关系，共享更加强调社会秩序。分享与共享放在一起，建构了中国社会中微观层面的人际和谐和宏观层面的社会和谐，又反映了中国哲学中“小我”与“大我”之间的统一。因此，它们通过“sharing”和“共享/分享”的文化对比，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去思考中国互联网的微妙与复杂。在我看来，相比将技术接受模型与中国关系文化结合在一起，这篇对于“分享/共享”的研究写作难度其实会更大一些，当然，作者的处理也更加细腻。
工具三：正向是什么，反向是什么？
第三种思考工具从角度出发。我们要询问的事情是：“正向是什么，反向是什么？”很多研究都会执着在一个视角上进行深耕，这当然不算是什么缺陷，不过，如果我们可以进行把这个角度倒转180度，进行反向思考，可能会有令人惊喜的结果。我和我的学生段采薏曾经一起发表过一篇论文，关注的问题其实很“琐碎”，就是人们如何在分手之后删朋友圈（董晨宇、段采薏，2020）。在论文中，我们是这样来阐述这种反向思考的：
①既有研究大多基于戈夫曼的自我呈现视角，关注人们如何通过社交媒体展演自己的亲密关系。
②相较之下，少有研究考察社交媒体中的自我消除行为。自我消除，即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对已经发送的内容进行删除，或降低其可见性的行为。
③本研究认为，自我消除本身也是社交媒体中的一种身份表演策略，亦是一种普遍但被忽略的自我呈现......
④因此，以戈夫曼的理论为起点，本研究从反向视角切入，通过分手这一案例，探讨分手者如何通过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消除行为，调节社交关系并重建个人身份，应对这种消极事件带来的展演危机。
这一段中有四句话。在第一句话中，我们回顾了既有研究的视角：人们如何在社交媒体上“展演”。在第二句话中，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人们如何在社交媒体上“撤展”。这两句话合在一起，完成了“然而”的工作。第三句话中，我们进一步阐释了这个“GAP”的价值：在社交媒体上，人们的撤展行为不但普遍发生，而且其实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自我呈现。在价值定位完成之后，我们便可以在第四句话中进行“因此”的工作：从反向视角切入，以分手为案例，来发展戈夫曼的自我呈现理论。
实际上，近年来有很多优秀的研究论文，都是通过“反其道而行之”来建立自己的思考坐标。这里面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Bucher（2012）对于社交媒体算法的讨论。他的思考起点回到了米歇尔·福柯所讲的“全景敞视监狱”。全景敞视监狱的精妙之处在于，它让囚犯时刻感受到了一种时时刻刻的“可见性威胁”。囚犯知道自己可能会被看到，但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正在被盯着，所以，他最安全的选择，就是时时刻刻都守规矩，不要捣乱。
那么，你可能会想，这和社交媒体的算法有什么关系呢？Bucher的精妙之处也在于此，他认为算法其实倒转了全景敞视监狱的逻辑。换句话讲，算法的威胁并不在于“可见性”，而在于“不可见性”。举个例子来讲，短视频的创作者害怕算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如果他没有按照算法的旨意行事，做出违规的事情，算法就对他做出惩罚，也就是民间常说的“限流”，而限流本质上恰恰是一种“不可见”。当算法仍旧是一个黑箱，创作者无法彻底弄明白它准确的运转规则时，就会出现一系列的民间猜想，来逃避这种不可见的威胁。例如，我们会看到，在短视频平台上，很多创作者都会用汉语拼音缩写或者错别字来，代指一些他们认为可能会“触怒”算法的词语。
文章论述中提到的论文：
董晨宇 & 段采薏.(2020).反向自我呈现:分手者在社交媒体中的自我消除行为研究. 新闻记者(05),14-24.
Bucher, T. (2012). Want to be on the top? Algorithmic power and the threat of invisibility on Facebook. New media & society, 14(7), 1164-1180.
Gran, A. B., Booth, P., & Bucher, T. (2021). To be or not to be algorithm aware: a question of a new digital divid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4(12), 1779-1796.
John, N. A. (2013). Sharing and Web 2.0: The emergence of a keyword. New media & society, 15(2), 167-182.
Zhao, L., & John, N. (2022). The concept of ‘sharing’in Chinese social media: origins, transformations and implication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5(3), 359-3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