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申奥在《受益人》全国路演途中。摄影：金鑫。
2、坏猴子宁浩坏猴子影业成立于2012年，前身是宁浩工作室，坐落于北京东四环外的某园区内，一栋两层的办公楼。进门是一尊高大的孙悟空塑像，颔首闭眼，双手合十，既像忏悔也像觉悟。上楼右手边最后一间办公室，墙壁挂着一幅金色的释迦牟尼佛像，桌上供一尊菩萨，那是宁浩接待客人的地方。宁浩长于五台山下，自小和佛祖亲近，2014年他戒烟戒酒，据说为此在脚腕纹了“戒酒”二字，想喝酒就低头看看。
宁浩1977年生，山西太原人，贴在他身上最著名的标签是“中国第四位迈入票房亿元俱乐部的导演”，前三位分别是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那是2009年的事。宁浩花了一千多万拍了《疯狂的赛车》，复制《疯狂的石头》的叙事结构，像科学家做实验，他想实验这类电影复制能不能成功。市场佐证了他的想法，《疯狂的赛车》票房是1.1亿元。
处女座A型血。特征是，纠结，焦虑，强迫症，追求完美。媒体曾这样报道他，宁浩对环境要求非常高，不能有噪音，连马路上的声音也不行，如果太吵他会连着换好几家酒店。有一次，宁浩的制片人只好提前到他房间，用毯子把房间包起来，做好隔音，再让他住进去。
宁浩的合作伙伴——坏猴子影业CEO王易冰觉得生活对宁浩来说简直太痛苦了，一个“被压力包围的人”，尤其是宁浩40岁之前。王易冰是北京人，一直做制片人。2012年，宁浩找他一块开公司，他想“干脆就一口锅吃饭合在一起好好干”，到现在两人还能一起工作因为他“心大”。这两年，宁浩放松了很多。他说，擅长拍喜剧的宁浩其实是个严肃的人。
决定做电影计划是2014年年底。2014年9月，《心花路放》上映，宁浩全程参与了电影制作和发行。一般导演拍电影，“生完孩子就不管了”，交给发行方做营销，“往往从第三方看待问题，对于创作者我有点不满足，觉得宣传不在点上，经常把你的表达重点边缘化了”，因为“你没拍，你没吃那苦”，他想从创作者的角度做发行，“自己生了孩子，自己更爱，更全力以赴。”
“《心花路放》是我们第一个从头干到尾的活”，玩命干了三个月，王易冰说，“做了很多当时看来叫创新的方式，比如预售，票补，大规模点映，后来变成发行的标准动作”。期间，宁浩会提意见，"甚至决定性意见”，比如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海报调性，发行档期，院线排片，“实践证明，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做发行是可以的”。上映第一天，《心花路放》票房超过1亿，宁浩问朋友，“多还是不多？”，“人家一部电影的票房你一天就完成了”，“牛逼喝一顿”，但是票房破5亿后，他的兴奋劲儿就过去了。《心花路放》的总票房为11.69亿。
那年11月，电影局组织宁浩、路阳、肖央、陈思诚、郭帆五位导演去美国派拉蒙学习。路阳和宁浩聊得很愉快，路阳说，想请宁浩做《绣春刀2》的监制，宁浩答应了。回国后，宁浩和路阳经常一块磨剧本。
“他发现帮助别的导演推动项目挺有意思，他找到了乐趣。”王易冰说宁浩享受做监制，主要享受聊剧本，“拍摄制作发行，到了那个层面全是压力，开心吗？一点不开心。最开心的是写剧本对吧？聊天，胡侃，对吧？你看作为一个监制就是把开心的事儿都做了，不开心的让导演做。”他觉得对宁浩来讲，这个过程愉悦到与其说工作，不如叫宁浩减压运动。
当你决定把爱好变成事业，你就不得不严肃地对待它，你得像个企业家权衡风险和利润，成功和失败的几率，它可能引起的后果，你能承担它吗？宁浩想了两个月，结论是，“应该不会做不成”，“有成功的可能性”，最后他问了一点，“你的原发心是什么？”他把时间倒推到2006年。
2006年，刘德华发起亚洲新星导计划，在全亚洲挑选六名年轻导演，资助他们拍电影。宁浩是被选中的导演之一，获得三百万拍摄资金。他拍了《疯狂的石头》，这部电影的票房超过两千万，宁浩开始进入主流市场。
他从心底感激华哥。因为是刘德华投的，当时的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才注意到他，帮他做发行，做了一百个拷贝，陈凯歌的《无极》也就三百。首映在上海电影节，华哥说陪他看电影，怕媒体拍完他就走，等电影放完华哥才上台让媒体拍。是刘德华撬动了《疯狂的石头》，本来宁浩想拍完就卖电影频道的。
他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他想把新导演“龙门一跃”的门槛变低一些，是“对华哥精神的回馈”。如果卖不出去呢？“大不了拍了一堆艺术片。”起码对新导演都是好事，“好事为什么不干呢？”最坏最坏的，他让投资人再投他，他帮他们把钱赚回来不就完了，他从来没亏过，不是吗？
宁浩
3、另一只猴子的《我不是药神》你要像宁浩那样拍了十几年电影，你就知道这事五分钟能定，然后是人，投不投脾气，这事一顿火锅也能定。宁浩开始看作品，看短片，文牧野就是这么被选中的。
文牧野34岁，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从大一开始拍短片，本科到研究生总共拍了十个短片。十年前，文牧野就属于那类少见的恒定朝某个目标迈进的人，他考了三年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第三年英语比分数线高一分考上了，他就没想过干别的。2013年，他的短片《Battle》获得FIRST影展最佳短片，徐峥给他颁的奖，对他说你应该早点拍长片。
“小文的成熟远远超出了他的同龄人。”王易冰说。那是2015年，眼前这人身材高大，寸头，戴一副眼镜，说话不紧不慢，思路清晰，那种具有教养但你不敢轻视的年轻人。有次俩人一起去美国，朋友介绍他们认识一个老头，说老头以前是上校，退役后当好莱坞的军事顾问，文牧野就偷偷和他说，好像是《拯救大兵瑞恩》里哪场戏的老头，王易冰问人家，老头说对，他是斯皮尔伯格的军事顾问，所以客串了他好几部电影。王易冰觉得他不可思议，“他连一个群众演员都能记住。”
文牧野当初就觉得宁浩挺舒服的。宁浩说：“你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我帮你。你觉得剧本写得可以拍了，咱就拍。”有一天，宁浩说给你讲个故事，一个白血病人吃不起国内正版药，去印度买药治病。原剧本叫《生命之路》，根据病人陆勇的真实经历改编，作者是韩家女，他想文牧野会感兴趣而且很适合把它拍出来。他的判断是对的。
“文牧野体内有非常强大的正向的力量。”申奥说，“他是相信世界上有英雄的人。”同时，他转而把这股力量传递给身边的人，告诉他们，没有人是不善良的，人即便犯法也值得同情，中国有英雄，而且是个更能孕育英雄的地方。他愿意从积极的一面看待社会。
坏猴子采用了一个叫“绿灯会”的玩意儿。第一次叫题材绿灯会，导演提交一份一两千字的故事大纲，公司投票，看是否写成剧本。非说有什么偏好，宁浩认为好故事应该是当代的、本土的同时有独特的表达，王易冰认为电影的另一个功能是纪录时代 。坏猴子喜欢真实的，贴近生活的东西。第二次叫剧本绿灯会，讨论这个剧本是否可拍，第三次叫制作绿灯会，讨论花多少钱拍。《生命之路》是他们认可的好故事，唯一的问题是不够商业，容易拍成苦大仇深的文艺片。
启动前，王易冰问文牧野有没有信心，文牧野点了点头，王易冰说“OK，我知道了”，批了编剧费。2015到2017，文牧野改了两年剧本。
第一个改动。他把主角程勇的从白血病人改成健康的，因为“如果是病人开头就苦情了”，他希望电影的前半段是柔软的，活泼的。
第二个改动。他写了四个配角，后来的王传君、谭卓、章宇和杨新鸣，“围着程勇变成一圈小天使，程勇是小恶魔，小天使慢慢改变小恶魔，最后天使的死亡把恶魔转化成天使”，他叫“盗匪团”，这是前一小时，后一小时，程勇买药救人，得到尊敬， 他叫“英雄养成”。
第三个改动是最难的。他想了很久，决定把警察、假药贩子作为负面阵营，中间警察放弃追捕，假药贩子被抓了但没出卖程勇，两人又翻回正面。电影结束，没有坏人。
期间，文牧野定期和宁浩碰面，听他的感觉。宁浩会说，“可以碰现实碰得再狠一点”或者“这版照你心里的度还差一点”。
“宁浩最好的地方是他不会用他的体系干扰你的体系，他会在你的体系里面看这个东西是不是达到你的最好。他一直说他是个陪练。”文牧野说，宁浩是一面用来审视自己的镜子。
文牧野最后一次把剧本发给宁浩，宁浩说，我会因为参与这部电影而骄傲的，文牧野发了一个哭脸回去。
《我不是药神》的预算是7500万。几次王易冰跑去剧组开会，解决进度，因为文牧野喜欢拍蒙太奇，120分钟170多场戏，不重复场景120多个，意味着这个剧组每天在不停地换地方。有时候他觉得文牧野认真过头了——蒙太奇他非得实打实拍五分钟，把一场戏全拍了，就因为连贯表演演员的情绪对。但是他第一次看素材，白血病老奶奶跟警察周一围求情，他确信这事成了。后来超期他就忍了，“超了10天，不是很多，东西好贵点没关系。”
2018年7月5日，《我不是药神》上映。6月19日上海点映那场，主创们一起看了电影。演员谭卓看到电影中的吕受益和黄毛死的时候，伤心地哭了起来，好像王传君和章宇真的死了一样。她怀念这个剧组，为了演刘思慧，她练了一个半月的钢管舞，练到膝盖骨挫伤，王传君在医院住了两个月，最后一场快死的戏两天没睡觉，整个人全垮了，徐峥减了二十斤，每天戴假发逛性用品店，没人认出来，还有那顿散伙饭，没开拍谭卓看到那火锅就哭了。他们深深地信任了这个故事。
当晚，文牧野收到300多条微信，全是溢美之词。票房飚到3亿那天，文牧野特别高兴，想没给投资人赔钱，给宁浩发信息说，太好了，回本了。《我不是药神》的票房成绩是31亿。
2017年，文牧野在《我不是药神》拍摄期间。
2018年，《我不是药神》路演，章宇和文牧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