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我不是药神》拍摄期间，宁浩、文牧野和徐峥。
4、坏猴子的偶像是孙悟空在坏猴子影业的办公室，我第一次见到宁浩。那是2019年10月底，电影《受益人》快要上映，为此，他开启了短暂的宣传期。他身穿灰色休闲卫衣，看起来十分放松，落座沙发前，他在那幅佛像前烧了一炷香，“佛抽了我才敢抽”，然后从烟盒掏出一支香烟，倒了一点水在桌上，濡湿烟身，他说这样抽烟“焦油含量少”。
”我们运气好，碰到了《我不是药神》这样的项目，但是运气不好，我们也会继续干下去。谁说一个计划一定就要获得那种世俗的成功，法国新浪潮很成功，卖了很多钱吗？没有。但它是一个缘起。”在宁浩看来，坏猴子计划肩负着更伟大的目标，即便不能引领新的艺术思潮，它也将对已有的规则带来改变。
“为什么不把做计划的精力用来拍电影？”我问宁浩。
“你是一条鱼，这个行业是池塘。池塘不干净了，鱼能好吗？作为创作者，我没有那么多话可说。有的导演拍几十部，其实就俩，俩不错，其他都可有可无，对吧？你就集中精力把确实好玩的、有意思的、过瘾的弄出来。所以我有这些精力和资源，干嘛不做点对行业有意义的？”宁浩说。
“票房会对你做的事产生影响吗？”我继续问。
宁浩说：“什么是商业？我连这个词都是打问号的。《心花路放》我没准备奔着票房拍，一个情感类的题材能卖吗？但是它会有商业成绩，那么商业的成绩出现了，它就是商业片了，它就不文艺了？我不承认。我一直觉得周星驰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他拍的也是艺术片。”
“我从来不把票房作为我的参照系，就像我从来不关心李白挣了多少钱，我关心的是你的作品牛不牛逼，我也不觉得挣钱是个特别重要的事，最多就，这么多钱！我最多和观众的反应一样，然后就完了。”
他继续说：“观众对我的影响在于，我拍的东西还是有人看的，只要观众喜欢，大家喜欢，我就觉得可以干。其实观众是个特别敏感的群体，你的东西真实不真实，真诚不真诚，观众不用仔细看，一打眼就能看出来。人是具有灵性的。”
谈话中途，宁浩时不时地站起身，有时去厕所，有时香烧完了，他小心翼翼地续上，有时就在沙发前走来走去，然后突然坐下来，从左边挪到右边，又从右边挪到左边，倒确实像一只不安分的猴子。
有时交谈会进入一个务虚的时刻——比如现在，他谈起了艺术，“艺术是什么呢？艺术就是感、知的分离差。”
“人类的进化从可感开始走到可知，可知带有逻辑性，是理性的，可感更直接，带有强制性，你摸火，你会烫，它没有道理，而艺术就是通过可感的部分达到可知，这两点最吊诡的情况是，可感的部分把可知甩得越远越好，两者分离的状态越清晰越好，艺术由于这种分离状态而产生了一种美。”
“可能对我来说，通过可感的办法达到可知，是活着的最有趣和最有价值的部分。”
他继而说起了他的偶像孙悟空，那只坏猴子，“他总想着自由自在，过逍遥的生活，但他又想通过大闹天宫证明自己的能耐，他也在走向成熟，明白应该舍弃小我，为这个世界取真经，但是最终他也没有丧失他的性格。他像个艺术家，对吧？”
5、坏猴子的意义：什么是好的商业电影？申奥大三那会儿，为争取到青年电影制片厂的赞助拍毕业作品，当时电影普遍用胶片拍摄，器材较贵。那届班上有19个学生，名额只有4个，拿到钱就能拍一部像样的短片，作为未来成为导演的敲门砖，而且如果能在电影节获奖就更好了。
他想了个办法，他把外国人可能感兴趣的元素——阶级、民族、教堂、崔健的歌有意识地编在一块，写了一个朝鲜族男人和两个北京青年的故事。申奥是朝鲜族，拍摄地点在他老家延边的村庄。这个办法让他拿到了赞助，也获得了电影节的青睐。
“非常不耻的行为，当时我羞愧了很长时间，”申奥说。第一个奖是圣巴塞斯蒂安电影节的短片银奖，在西班牙，他和国外学生交流，很客气很愉快地聊天，然后是看对方的片子，那感觉就四个字，“不明觉厉”，金奖到现在他还记得，拍的巴西养鸡场，他愣是没看明白。
他对电影节喜欢不起来，哪怕所有的交流都其乐融融，“你了解我们吗？你知道我写的那些细腻的台词在说什么吗？”他想他只有两条路，要不是我奔着你们想看的拍，要不是我拍的你们根本看不懂，他选了后者，换个说法，拍商业片。
“我从小就喜欢流行的东西，我喜欢大众，独特对我来说没什么魅力。”申奥举起桌上的苹果手机说，“有魅力的是极其大众化但又达到某种高度的东西。”
他会看国内所有的院线片，卖得好的卖得差的，一边看一边“揣摩”，有的粗制滥造，但是卖座，他觉得纳闷就看评论，分析观众的口味，他们喜欢看什么。比方说，他就感受到观众喜欢看笨的或者自以为是的人，反正那人一定比观众弱小，单纯，观众才会喜欢他，至少我们的观众是这样。
但是2018年7月3日，《我不是药神》北京点映那天，申奥找了个借口没去，几天后，一个人偷偷溜进电影院看了。他正在改《受益人》的剧本，演员没定，正处于创作最焦灼的状态。这种时刻要你欢欣鼓舞地看完你同事的杰作，而体会不到压力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的环境是什么？衡量一个电影成不成功，只有一个标准叫票房，导演当然会承受巨大的票房压力，我们没有建立有效的电影评论体系。美国有奥斯卡，《变形金刚》不在奥斯卡的体系里对吧，奥斯卡的电影是《阿甘正传》、《黑天鹅》这样的，都不是商业大片，这个标准非常令人尊重。”王易冰说。
赛道只有一条，那么运动员呢，怎么训练他们是对的，换句话说，坏猴子不得不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什么是好的商业电影？它又是如何被实现的？
起初，申奥写了一个黑色犯罪片。男一号勾引女孩结婚，婚后发现爱上了女孩，开始反悔，和男二号说不干了，男二号说行，给我五万，男一号给了他钱，从此和女孩在一起生活。有一天女孩掉进河里淹死了，死法和他们当初计划的一样，男一号心怀怨恨，展开了一场对男二号的复仇。
他给宁浩看，宁浩问，“故事的主题是什么？”两人开始讨论，谁是主人公？从谁的视角代入？是否加入警察？到底是写一个罪犯的自我觉醒，还是男女情爱？讨论到最后，决定把主线放在感情戏上，写一个爱情故事。主题是“内疚”，一个男人决定*一个女人，最后没*成，因为他动了“恻隐之心”，对标的电影是周星驰和袁咏仪演的《国产007》。
最大的转折是在开拍前三月，那场漫长的决定性的策划会，会上有人挑剧本毛病，说着说着变成“别拍了这剧本完蛋了”，申奥想“不至于呀”，七八个人继续聊，聊着聊着又觉得应该做成喜剧，接下来，聊到反转，“结局女孩死不死？”有人说，“女孩可以不死”，为什么不死？“其实女孩会游泳”，她撒了一个小小的谎，“人家把气球吹得特别大，她拿一根小针就给人戳破了。”
会后，申奥开始一点一点地把方向拧成喜剧，又加了结扎手术、直播跳绳这样的荤段子，因为观众爱看，还有结尾，女孩选择原谅欺骗她的男人，一个积极的肯定的结局。他不是个倔强的人，这些“妥协”在他看来是一部商业电影应该做的。
王易冰也参加了那场策划会。他认为《受益人》从黑色犯罪调整为后来的爱情喜剧，恰恰展现了坏猴子存在的意义，“当新导演犹豫不决的时候，我们帮助他们，告诉他们选择什么是对的。”
《受益人》的主演是大鹏和柳岩。文学策划王红卫推荐的大鹏，“大鹏在电影上有抱负，他能跟着导演抱着电影往前冲。”申奥约大鹏见面，说想请他演男一，问大鹏能不能帮忙约柳岩演女一，柳岩是大鹏的好友兼女神，“剧本都没有他和柳岩的合作让他更感兴趣。”几天后，大鹏和柳岩确认加入。
2018年12月11日，《受益人》在重庆开机，拍了55天。通告说今天拍四场戏，申奥就拍四场，到了下午“按时交作业”，从来没说拍不完。王易冰作为制片方觉得申奥“特别可爱”，“现在拍电影很贵，猪肉都四十块钱一斤了”，有次他问申奥，“你吃饭是不是把米饭划成九格，菜划成九格，一口米饭配一口菜吃？”
拍摄期间，有天宁浩说来探班，看粗剪素材，当时宁浩正在忙《疯狂外星人》的宣传，他感觉申奥拍得太快太顺了，有点不放心。宁浩到酒店的时候申奥在外面拍戏，申奥叫剧组人拖住他，一定等他回来再给宁浩看。回程堵车，他紧张，手脚冰凉，一路不说话。晚上八点，宁浩说先看了，等会儿还有事，“傻逼了！”他心想。到剪辑室门口，听见宁浩哈哈哈地笑，他觉得他成功了。
2018年12月，重庆，申奥在《受益人》拍摄现场。摄影：杜澍一。
—— 完 ——
题图：2018年，《我不是药神》拍摄中。全部图片来自被采访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