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 黄似兰的母亲
二
从宾至如归到狠毒相加，姨丈一家的性情大变不是毫无缘由。
黄似兰的母亲叫陆淑影，在家族中不是简单的人物，她是出色的女性事业者，东南贸易公司负责人，同时高就上海议员一公职，在上海马当路上，还有属于自己的百货行。
无论私产还是收入，陆淑影都属于上流佼佼者。出于这一层面的攀高结贵，她在生时，姨丈一家要好生对待黄似兰。但陆淑影一死，巴结的愿望落空，黄似兰就不再是寄居的贵客，而是一条寄生虫。姨丈一家无需再徒劳献殷勤，态度立马一落千丈反转，丢掉伪装，恢复了原本的真面目。
黄似兰唯一逃出生天的机会，就是寄希望于父亲。
父亲带着哥哥黄心坦在台湾南部另组了家庭，一个月会来台北看她一次。
每逢父女见面，就是姨丈、阿姨神色最紧张的时刻，他们的目光像针，像剑，像刺，盯着黄似兰，暗示她不要胡说八道。
父亲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他有没有察觉出异样？——女儿那张阴郁的脸，没有光的眸，话语间的局促不安......
如果可以，黄似兰渴望爸爸带她出去玩，她就可以大哭一场，讲出所有委屈，但爸爸怎么也不带她出去，父女间永远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窝在家里，当着姨丈一家的面，黄似兰什么也不敢说。
有一回父亲来之前，黄似兰听到姨丈和阿姨在说悄悄话：“收了个赔钱货，不回本不罢休。”
得知黄似兰要回大陆的消息，父亲匆匆赶来见她一面。
“妹妹，要不要跟爸爸留在台湾？”父亲沉重的手搭在她的肩上，黄似兰沉默了。
事前姨丈恶狠狠地吩咐说：“爸爸来了，不准跟他回家，要说想回外公家。”阿姨也交代说：“爸爸要是问了，你就说是自己自愿回大陆的。”
黄似兰犹豫着，斜睨的目光被姨丈阿姨狠狠*了一眼，她到底是害怕了。年幼的她，胆小的，无知的，糊涂的，做出了影响一生的决定。
“我想外公外婆了，我想回去。”
图 | 年幼的黄似兰
1950年，以继承母亲在上海的遗产为借口，黄似兰被送回了大陆。但实际上她一分钱也没拿到，遗产落入了哄骗她回来的亲人手里，更为不知所措的是，人来了就回不去了。
两岸不能通关，黄似兰被丢在了广州外公外婆家。
外婆缠着小脚，不待见女娃。
外公很老了，老到爱他自己都有气无力。
母亲曾是娘家的一张长期饭票，现在留下了一个长期饭桶。
外公家并不太欢迎黄似兰的到来，在临近饥荒的年岁，多一张嘴吃饭，都有可能是压垮这个家的最后一根稻草。并不富裕的外公家，就依靠着舅舅在山区火车站卖票那微薄的二十九元人民币支撑着。
舅舅负责养家，黄似兰也学着挑起了家中重担。她每天都要准时去江边挑水，到小山冈捡柴，然后再回家烧饭。长大后她总说童年是一场历险记，许多危险不自知，有几次挑水她差点命丧江边。
面对家里繁重的家务，年幼的黄似兰大都做不完或者做不好，总挨了不少外婆的呵斥。
外婆晚年得了子宫癌，小小的黄似兰照顾了这位没有给予她太多温暖的外婆，给她洗衣穿衣净身，外婆一身血的时候，也只有她细心拾掇。
生命弥留之际，平素森冷惯的外婆竟生涩客气地对她说“谢谢”，这让黄似兰很惊讶。有时候她会想，如果妈妈还在世，外婆没有历经丧女之痛，那么她们婆孙俩会不会相处得亲切愉快一些。
外婆过世后，黄似兰穿着她的旧衣服上学，舅舅说：“要穿鞋就不上学”，黄似兰选择了不穿鞋打赤脚。
还能读书是黄似兰唯一庆幸安慰的事情。她的第一堂课，就是要彻底忘掉“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死死记住“人民当家作主”。
由于短时间内的意识形态转换困难，黄似兰刚来时考插班落榜了，复习思想到第二年才考上了二年级。不过因为父兄在台湾的缘故，黄似兰仍是个异类，她所承受的欺凌、霸凌，无休止地贯穿了整个读书生涯。同学们极尽所能侮辱她，无所不用其极地往她身上贴各种标签，她形容这是一个悲惨世界。
三
母亲去世后，黄似兰心中一直萦绕着一个问题：“我常想死是什么滋味？停止呼吸的刹那，妈妈在想什么？我一手捏着鼻子一面想。
出于这个好奇，中学毕业后，黄似兰选择了念护理学校。这是她主观上给出的理由，实则与其说她想知道“死是什么滋味？”，不如说她想用救死扶伤来扼止这种滋味。
毕业后，她分配到了广东佛山医院工作，领着三十六元人民币的薪资，交往了一个医生，二十四岁早早结了婚，从此离开了外公家，落脚在工作单位。她长年与丈夫分隔两地，一年才难得见上一次面，谈不上温馨甜蜜。
那个年月没有打仗，病人却多得叫人窒息。成批成批的病人从四面八方涌入医院，有不远千里坐火车来的，有长途颠簸坐汽车来的，病人和家属席地而坐，半夜三四点就守在医院门口等挂号。
每天门诊要超负荷地接诊上千人次的病患，单单分到黄似兰和另一位同事头上需要打针的病患就有七百多人，一天工作下来，黄似兰人是瘫软的，打针的手指近乎麻痹。
重压之下，不单止黄似兰一个人叫苦不迭，但大家都没有剔除工作之外的精神食粮，仍愿意高度自律地清晨五点早起上军训课，晚上热情高涨地手抄毛选。
黄似兰说：“每天都休息不够，也不知怎么过来的。”但她从未对任何人吐露过一句怨言，她有自知之明，她不想倒霉，但再谨小慎微，也抵不过处心积虑。
她的名字被一张大横幅从医院四楼挂到一楼，迎风吹拂，阳光打在了满壁墙上，竖直的横幅处，独独留黑。
1979年，历史翻开了另一页，改革开放要来了。迈过沧桑的黄似兰申请离开大陆，来到了中国澳门。
初来乍到，黄似兰一无所有，只带了两件衣服，三十元港币。
一个弱小无依的女人，义无反顾来到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从哪里开始都是一个低点。
为了先站住脚跟，黄似兰选择了最底层的劳动，到渔夫家打杂、洗衣做饭、搞卫生。大热天里，她闷在狭小逼仄的浴室里搓衣服，这儿没有透风的窗户，汗水泻了一地，她干脆像男人一样，光着身子，洗好衣服再把汗擦干穿上。
这样的日子，她坚持到丈夫和儿子的一同到来。经过努力，她和丈夫重新拿到了医生和护士的执照，在澳门正式执业，双双获得优渥的薪水。后来夫妇二人还远渡重洋到美国纽约开中药行，儿子又成为了杰出的医生，娶了一位做营养师的媳妇，一家人算是同出一门，归宗一派。
图 | 黄似兰与医生丈夫在六十年代的结婚照
离开大陆的三十年来，黄似兰无时不刻都在为“活着出人头地”而舔着伤口向前，往事都藏在了上锁的抽屉里，即使苦尽甘来也鲜少打开，鲜少讲讲那些风吹雨打的岁月，只有一次在路过婚纱店时，看见那些拍卖的礼服，才无意间勾起了她对动荡岁月的回望，对昔日年轻芳华的怀恋。
她注视着那些璀璨夺目的礼服，喃喃道：“我本是一朵姹紫嫣红的鲜花，却无奈在风华正茂的年纪凋零颓唐，现在我决定在美人迟暮的年纪神采飞扬。”
她一口气买了三十件，逐件逐件在镜子前试穿，乐不可支，嘴里情不自禁地感慨：“没办法相信，我曾是那样的年轻。”
1986年，黄似兰回到台湾看望父亲和大哥。
黄似兰是带着恨意来的，但父女一场，见面时终究没能忍住两眼汪汪。
“你好吗？”
“好呢爸爸。”
三十多年不见，简单生疏的一句问候，打开了话匣子。
父亲已经很老很老了，但头脑还很清醒。黄似兰和父亲寒暄着，讲的都是近来，现在，之后，父亲静静听着，也找了很多话说，但就是不提当初，过去，那时。
这对一同老去的父女是那样的有默契，生怕三十多年前的交集触及彼此隐隐作痛的脆弱神经。
不提，就是最好的和解。
黄似兰心想，如果当初离开台湾前，至少前往大陆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也这么有默契会是多好。
走的时候，黄似兰没看见父亲，只有大哥一路相送，就在兄妹话别的时候，黄似兰看见远远地，一个佝偻的身影踉踉跄跄追了出来。
“似兰——等会儿。”
是父亲。他浑浊的声音高喊着她的名字。
“爸爸，你怎么跟出来了。”黄似兰赶忙迎了上去扶着。
“爸爸没什么给你，都是些带不进棺材的东西。”父亲塞给她一大笔钱。黄似兰抵触地推开，“爸爸你干什么呀，我不要，我自己有，你留着吧。”
父亲不顾她的阻挠，往她的裤兜、衣袋、手提包，一张一张地塞......终于绷不住，伏在了她的肩上哭。
“如果当初把你留在我身边，我现在就不会那么内疚，是爸爸亏欠了你的幸福。”
黄似兰轻轻拍着父亲的背，啜泣道：“爸爸，都过去了。”
“是不是还恨爸爸，如果恨爸爸会舒服一些，爸爸宁愿你永远不要原谅。”
恨一个人怎么会舒服？这么多年，黄似兰对这种感觉再清楚不过。父亲和她都老了，来日不再方长，再见又是何年何月？留下释然，不要再恨了。
黄似兰拭去父亲眼角的泪，“爸爸，我不恨你，从看见你第一眼我就不恨了，恨不出来...”
1990年，父亲长眠了。
黄似兰接到大哥的电话，说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父亲一直珍藏着母亲的家书，还有一张母亲年轻时参加“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