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曼是哪里人？认真说起来，她是上海人，常州是祖籍。陆小曼的祖父陆荣昌在清代因避“太平天国”战乱，迁到上海。陆小曼在上海出生，长到6岁，随母亲去北京和父亲团聚。
上海是她的家乡，北京是她的青春，这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两座城市。
01
北京的潮涨潮落
陆小曼6岁进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9岁进入北京女子中学读书，13岁转入北京圣心学堂。圣心学堂是当时的贵族化国际学校，学生大多数是外国学生，少数中国学生也是官二代，“北京军政界部长级一类官吏的小姐才能进得去”。
陆小曼的聪慧和才艺很快就让她脱颖而出。十六七岁的时候，圣心学堂推荐她去外交部工作协助接待外宾，她流利的外语，大方的举止还有机警的言行让她受到当时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好评。她是北京社交界的宠儿，与上海的唐瑛并成为“南唐北陆”。
成为名媛，当然需要美貌。陆小曼的美照片上不能完全体现，她五官柔和清秀，气质婉约颓废，笑容艳丽动人，体态轻盈，声音柔美，极有风情。即使她人到中年，傅抱石还说：“陆小曼真是名不虚传，堪称东方才女，虽已年过半百，风采依旧。”
这种风采显然不仅指美貌，陆小曼能诗善画，能写一手蝇头小楷，能唱歌能演戏，而且待人热情。有人说：“男人中有梅兰芳，女人中有陆小曼，都是人缘极好，只看那见过其面的人，无不被其真诚相待所感动。”
可以想象18岁的陆小曼是如何的风华绝代：年轻、美貌、才华横溢、家里有矿。
她家是真的有矿，陆小曼的父亲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任财政部司长和赋税司长多年，创办了中华储蓄银行，开启了我国银行界零存整取的先河。陆小曼的母亲吴曼华也是名门之后，古文功底很深。陆小曼是他们9个孩子中唯一没有夭折的。
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女孩，社交场上的百般追捧可以想象。不过越是掌上明珠，越是重重守护，陆小曼的父母很快就为其挑好夫婿。
19岁那年，陆小曼闪婚了。
她和丈夫王庚从订婚到结婚仅仅只用了一个月，不折不扣的闪电结婚，当时也有人称之为“开特别快车”。
闪婚的原因大概是陆小曼的父母对王庚太满意了。
王庚是无锡人，祖上显贵，到他父亲这一代已是家道衰落。王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霸，1911年考上公费留美，1915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学士学位。随后他考入西点军校，接受了完整的美国陆军高等教育，与后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是西点军校的同学。1918年王庚从西点军校毕业。1919年王庚跟随顾维钧、陆征祥出席巴黎和会担任翻译。归国后的王庚，认识了在外交部当翻译的陆小曼，这样文武全才的少年俊杰，陆小曼的父母极为满意。陆小曼自己大概也并不反对。
1922年，陆小曼与王庚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以陆家之财力和双方之地位，婚礼的隆重可想而知。
（陆宗麟的婚礼）
据陆小曼的堂侄女陆宗麟回忆，这对新人有过6个月的甜蜜期，不久后矛盾渐多，常有争吵。最严重的一次，王庚当着唐瑛等陆小曼的女伴指责她“你还是个人吗？”此后，陆小曼索性长住北京父母家。
这些争吵背后是双方不能弥合的分歧。
恰如陆小曼自己所说：“婚后一年才稍懂人事，明白两性的结合不是可以随便听凭别人安排的，在性情和思想上不能相谋而勉强结合是人世间最痛苦的一件事。”
说白了，这门婚事太仓促，陆小曼又太年轻，这对夫妻性情志趣相差甚远。如果没有徐志摩，也许他们会分居却不离婚，诸如苏雪林和丈夫张宝龄；也许他们会生儿育女却貌合神离然后精神或肉体出轨，比如凌叔华和陈西滢。
不幸的夫妻各有各的不幸，如果他们注定被捆绑一生，大概也就在千疮百孔的破碎婚姻中煎熬与妥协。
这种痛苦是残忍的，对于年轻、真诚且娇惯着长大的陆小曼也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徐志摩的出现是必然的。即使没有徐志摩，也许会有另一个类似的人照亮陆小曼的生活。
1924年秋天，徐志摩、陆小曼在新月社的聚会中相识，当时徐志摩已与张幼仪离婚，算是单身。随后相爱。1925年徐志摩去欧洲旅游，等待陆小曼的自由。
徐志摩的朋友对这桩恋情并不全然看好，同情支持者当然有，比如金岳霖、刘海栗、郁达夫；反对者也不少，认为陆小曼“不过是个俗气的交际花式的女人”；还有不少则持观望态度。
曾经将陆小曼碰上云端的北京社交界对她露出了狰狞的面孔。当年以结交她为荣的文人雅士对她大加指责。
1926年10月梁启超在那场著名的婚礼上的训诫，更是对陆小曼的当头一击。北京这个陆小曼的成名地也是她的伤心地，她请求立刻离开北京。
02
上海的黑色温柔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并不能平息舆论，胡适曾经建议这对年轻人去欧洲留学，一则继续深造，二来避避风头。可惜未能成行。他们回到徐志摩的老家浙江海宁硖石。徐志摩父母对这桩婚事固然不满，甚至根本不曾出席婚礼，不过他们总是爱儿子的，也曾试着接纳儿子的新妇，不过相处并不愉快。徐家二老很快离开硖石，搬去和前儿媳张幼仪及长孙阿欢共同居住。
原因不难猜想，看不惯志摩太疼小曼。
张幼仪的侄孙女张邦梅写的《小脚与西服》对此有着详细描写，内容很像家庭伦理剧的桥段。
老太太气愤：“吃晚饭的时候，她才吃半碗饭，就可怜兮兮地说：志摩，帮我把这碗饭吃完吧。”心疼儿子：“那饭还是凉的，志摩说不定会生病哪。”
陆小曼要求坐6个轿夫抬的红轿子（估计是初婚新娘的待遇），要求徐志摩抱她上楼。种种狗粮刺激了徐家两老的神经，徐家两老一气之下投奔了前儿媳，并且不给新婚夫妻留下生活费。
不久后，徐志摩获得了光华大学教职，定居在上海，他将父母接来共住。一来上海更安全，二来父母通常拗不过子女，这大概是给新妇的第二次机会。这段大家庭生活并不长，徐家二老看不惯陆小曼和翁瑞午过从甚密，很快就住到前儿媳张幼仪家附近。
翁瑞午是票友，是按摩医生，有了他的按摩，陆小曼“一天二十四小时，没有小半天完全舒服”的身体总算能舒服片刻。他还让陆小曼吸上了鸦片，烟榻上两人相对吞云吐雾。
徐志摩回家后“爬上烟榻另一头和陆小曼躺在一起，陆小曼跟翁先生一定一整个晚上都在抽鸦片烟，因为我在今天早上，我发现他们三人全部蜷在烟榻上，翁先生和陆小曼躺得横七竖八，徐志摩卧在陆小曼另外一边，地方小得差点摔倒榻下面。”
徐家两老愤而离开也就可以想象。外界对此也不无调侃，甚至更有恶心小报编出下流段子。
1927年12月17日上海小报《福尔摩斯》刊出了一篇文章《伍大姐按摩得腻友》，署名为“屁哲”。文章的署名摆明了此文的低级趣味，是篇影射名人的小黄文，讲述按摩医生洪祥甲和交际明星伍大姐的风流韵事。“伍大姐果然生得又娇小，又曼妙，出落得大人一般”影射陆小曼，伍大姐丈夫书生本色的“诗哲余心麻”自然指徐志摩，余心麻的前妻“弓叔衡的妹子”指的是张幼仪，叫洪祥甲的按摩家则是翁瑞午。
《小日报》紧随其后，在18日刊出《陆小曼二次现色相》，署名“窈窕”，模仿伍大姐一文，坐实了徐、陆、翁一事。上海社交界的侧目可以想象。
徐志摩提起诉讼，不过《福尔摩斯》的吴微雨和平襟亚经验丰富，代理律师詹纪凤、陈则民巧妙地钻了法律的空子。一方面强调诉讼主体主体不对，自己的文章只涉及到伍大姐、余心麻等人，另一方面强调伍大姐一文已经由于裸体画被罚三十元，不能一错两罚。算起来不过是不了了之，憋屈得很。
陆小曼的心境与处境可以略作猜想。
她和徐志摩的婚姻不过才一年左右，徐家二老和徐志摩那些观望的朋友对她的不满并没有略有减少。她的父亲因为支持孙中山革命和北洋政府发行公债等问题已经*。付出偌大代价、经历痛苦斗争获得的婚姻不乏苦涩。
解决办法当然是有的，像徐志摩的家人朋友期望的一样：做个贤妻，为徐家生儿育女，以徐志摩的生活为重心。
对于陆小曼，这种转变是困难的。
她身体不好，做过手术，失去了生儿育女的可能性；公主一般长大的她如果和传统女性一样放弃自我，以丈夫为中心，这还是爱情原来的样子吗？
他们搬了家，却没有离开上海，也没有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
王映霞回忆，1928年她家和陆小曼家相邻。“陆小曼派头不小，出入有私人汽车。那时，我们出门经常坐黄包车，有时步行。她家里佣人众多，有司机，有厨师，有男仆，还有几个贴身丫头。她们年轻俊俏，衣着入时，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主人家的小姐呢。陆小曼挥霍无度，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顾家中需要不需要，不问价格贵不贵，有一次竟买了五双上等的女式皮鞋。家庭经济由她母亲掌握，她向我们叹苦经，说：‘每月至少得花银洋五百元，有时要高达六百元，这个家难当，我实在当不了。’”
这种生活一方面是陆小曼习惯使然，过于富裕的家庭环境让她从小缺少金钱的概念。这一点，哪怕日后生活陷入困顿，她的慷慨习性也改不了。另外一方面，各方面的批评加剧了她的不安，她通过任性的挥霍来填补内心的安全感。
1930年，上海和北京的选择再次出现。徐志摩在北京大学任教，辞去了上海和南京的工作，希望陆小曼同去北京。陆小曼拒绝了。这一年，陆小曼的父亲去世。1931年4月徐志摩母亲去世，身为儿媳的陆小曼被拒绝参加葬礼。
1931年11月，徐志摩飞机失事，他随身携带的陆小曼山水长卷，因装在铁箧中，得以保存。
丧礼极其隆重，“大厅里人山人海，挽联挂满了墙壁，花圈从灵堂一直放到天井里。”这场葬礼上得不到徐家认可的未亡人陆小曼处境却颇为微妙。
陆小曼此后的人生非常简单，她拒绝复合或者改嫁，终身素服不事修饰，谢绝社交全力编写《志摩全集》。
至于推拿医生翁瑞午，在她家“久住不归，年长月久，遂委身焉。”他们没有结婚，也没有分手。
翁瑞午对她算有情有义，经济上尽力供给，直至家财散尽；陆小曼对他也有始有终，建国后她经济独立，也供养了彼时已穷困潦倒的翁瑞午，还抚养翁瑞午和女学生的私生女。
1954年商务印书馆找到了抗战前陆小曼交付的《徐志摩全集》的原稿。
1956年4月，陈毅市长在画展上看到了陆小曼的山水画，得知其近况后，安排她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1958年，成为上海中国画院专业画师，并参加上海美术家协会。她的履历上这样写道：“我廿九岁时徐志摩飞机遇害，我就一直生病。到1938年卅五岁时与翁瑞午同居。翁瑞午在1955年犯了错误，生严重的肺病，一直到现在还是要吐血，医药费是很高的，还多了一个小孩子（毛毛头）的开支。我又时常多病，所以我们的经济一直困难。翁瑞午虽有女儿给他一点钱，也不是经常的。我在1956年之前一直没有出去做过事情，在家看书，也不出门，直到进了文史馆。”
1961年翁瑞午去世。
1965年陆小曼去世，她的遗愿是希望和徐志摩合葬，遭到了浙江徐家的拒绝。她的骨灰虽然在随后的文化革命期间无从寻觅，但她本人至少不曾直面风暴，也许这是上海给予她最后的温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