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找了辆车，哥儿几个帮他把家搬了来。谁知，王立新偏偏不来，她骂他没能耐，太熊！为什么不和三弟争?同样都是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为什么就偏在三弟一边?结婚几年，他们很少吵架，这真是厉害的一次。他闷头不语。
谁没个自尊心呢?他知道爱人在袜厂，少不了听姐妹们的议论，三个女人一台戏嘛！难免要比比家，夸夸或数落一下各自的男人。想想自己，也是窝囊！不会说，不会道，不会溜须拍马。让他怎么办呢?和父母去争?“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弟兄仨都是插队，“革命”去了，家里只剩下三弟陪两位老人相依为命；老人被赶回乡村老家，又是三弟陪两位老人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现在，怎么好意思开口呢?他觉得真难！一边是父母，一边是媳妇，说谁?谁也没法说。都说应该跟自己的媳妇亲，可咱不是那糊涂人呀，不值得，为了一间房跟家里闹翻了打场架呀！
他想好了：自己休息星期三，立新歇星期四。这两天孩子没处去，能不能跟母亲说说，就这两天回家去住?这样，一星期也可以和妻子团圆两天。
同母亲说了，母亲同意，三弟妹又哭又闹。他明白：三弟妹怕他真的一来，赖着不走了。还说什么呢！
他也想好了：这里是远，离三环路口还有四里地，离110路车站更远。我豁出去每天骑车送立新到11路车站，每天再从10路车站把她接回来。立新还是不同意来，而且说了：这次你们厂分房，你再要不下房，咱们就离婚！
他不相信真的会离婚。他知道妻子朴实、直爽，吃得了苦。那不过是妻子一时的气话。良宵苦长，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分外想念妻子。她也不容易！为我，为儿子，吃的苦够多的了！推车爬坡拉煤，帮助自己灌肠打药。去东大桥上补习班那银色的夜晚，天坛公园那金色的黄昏……以及她加班，自己总是带上儿子去汽车站接她……那一幅幅往昔的画面并未褪色，依然鲜明悬挂在他的眼前，恍若昨日，令他心动，情不自禁。
立新想孩子。每到休息日，都等着他把小天昊送来，她便带上儿子去公园玩，去吃西餐，去吃冷饮。平常日子想急了，她便给他打电话，让他下班后把儿子从幼儿园里接出来，她在公共汽车站等着，哪怕只看一眼。他望着立新紧紧搂住儿子的情景，知道：她也在想着我！
这一天晚上，立新终于来了。本应该是意料之内的，他却一时感到突然。起来，什么也没有准备呀！这一夜，老天爷有意刁难他们了，出奇的热，又没有一丝风。工厂门口是一片大鱼塘，蚊子乘虚而入，他没有来得及预备蚊帐。妻子、儿子和他都被咬得睡不着觉。
“这就是你让我来！让我来！“”妻子坐起来，哭着埋怨他、数落他、责骂他。
我真没用！我真废物！他也好不伤心，坐了起来，自己不停地掮自己的嘴巴，一边掮，一边也不住呜呜痛哭起来。
“你死去吧，我也不心疼你…”妻子一边骂，一边涕泪横流。
从深夜一点到凌晨五点，他就这样不停地掮着自己的脸。她就这样不停地号啕痛哭…
我曾特意到磨具库那间窄小的屋子看了看。除了一张床，一张圆桌，一个立柜，一个冰箱，没有什么东西。拥挤的小屋散发着铁锈和工具的味道。
床上多了一顶蚊帐，可立新自那夜走后，再也没有回来。儿子昨天从幼儿园回来没吃饭，他带着儿子到东大桥自选市场，想买点杂粮熬点粥，没有买到。看见有袋芝麻米粉，便买了回来，放上糖，拿开水一冲，没熟，又上锅煮，还是不熟。儿子在旁边张着一双天真又渴望的眼睛问：“爸爸，你能做和妈妈一样的饭吗?”“能！”他告诉儿子。最后，他也没弄熟那袋米粉。
“这星期六，我们函大就要考试，连着好几天，我也看不下书去。她也快考试了。唉！”李建英长叹一口气，眼圈红红的。
“今年局里盖了一批房，能分给我们厂30套。不知道我有没有希望。要是还必须论连续工龄的话，我这辈子也甭想分房了。”他说得很伤感。离开插队的那片土地，重新回到城市的第一天，他便寻找房子。九年过去了，他没有找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在以往那片土地上，他播下自己全部的青春，收获了什么?而今这九年时光里，他付出自己全部的希望，又收获了什么?
从十八岁去东北插队到今天三十七岁，整整十九年过去了，他没有寻找到自己的归宿。这是比一间房子更让他感到伤心的，也感到不甘心的。
走出煤气用具厂四里地，在路边屹立着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厦，飘扬着中美两国国旗。这便是有名的长城饭店。再往前走一点儿，便是林木掩映的使馆区，和团结湖、左家庄居民住宅小区。高楼林立，每一盏明亮的窗前飘动着明丽的窗帘，每一座阳台上摆满鲜艳的花朵，一一洋溢着家的温馨。我知道，也有的窗子始终是黑暗的，阳台从大楼落成到现在为止一直落满灰尘。但那里早已经被人跑马占地一样占领着。有的人房子宽敞得可以翻跟头，可以放着只给空气住；有的人却为了一间窄小的屋，付出九年乃至十九年甚至终生的代价。望着这一片楼顶正跳跃着晃眼的阳光的高楼大厦，我的眼睛湿润了。
王立新，我愿你早日回到李建英的身边。那间磨具库的工房再破、再小，怎么说也是你的家！
李建英，我愿你在联合国倡导的“为无房者提供住所”的国际住房年里，能有一间属于你的住房！
(修订版附记)
12年后，李建英终于有了自已的一套房子，是两年多前，单位分给他的一套两居室的二轮旧房子，位置在南城国华商场的后身，房子虽旧，交通还算方便。
他这样说：“熬到快50岁了，公家给我一套房子，我知足。”
这12年里，他一直在煤气用具厂，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工作。一年前，他从生产科调到销售科，专门负责催账。这是个艰苦的活，如今许多单位不景气，三角债，罗圈债，乱麻缠在一起。他要对付的就是这一团又一团的乱麻。厂里在武汉办了一家公司，曾经派他去工作，*也是催账的活。不管干什么，在哪儿干，领导对他放心。他确实是一个性格忠厚、脾气温顺的人。虽然，如今忠厚已经成了无用甚至窝囊的别名，但我敬重他的人品。
那一年，他的儿子天昊上高中一年级。终于可以有了一间学习的屋子。他的爱人王立新，为了这个家，为了能住上属于自己的房子，她吃尽了苦处。作为一个女人，她的眼泪或许多些，但面对并不公平的一切，她怎么能不流泪?她所付出的和所得到的，是那样不成比例。好不容易得到了房子，她却又下岗了。
那一年，李建英49岁，王立新47岁。一个人最好的年华，就是在这样守候和等待中过去了。他们虽然终于等到了房子，实在是太晚了一些。每逢我想到他们两口子，心里总是酸楚得想落泪。
有时，我会想，这一切发生在福利分房的时代，分房中的错综复杂的因素太多，更为复杂的人事的因素就更多。种种猫腻在明铺暗盖或明目张胆地拉大公平的距离，蚕食人的自尊乃至整个的青春。为了房子而心力交瘁的人，不止李建英两口子。如果，他们不是在以往那个计划经济福利分房的大锅饭时代，而是在如今商品房时代，尽管房价上涨也存在着很多不合理的因素，但凭着他们两口子踏实肯*本事和能力，他们起码可以不用苦苦求人，去等待别人高高在上的划拨和恩赐，不用面对那么多的猫腻乃至暗箱操作而无可奈何，他们能够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买下自己的住房。
我还会想，如果他们能够早一点儿赶上商品房时代，可能住房的结局和住房的格局大不一样。斩断一切幻想之后，凭自己的本事买房，可以买到更好更大的房子。曾经看到不止一个人，在等待最后一批分房失败之后，虽然不甘心但也只好自己花钱并贷款买房，因为那时候商品房刚刚起步，房价不高，贷款又容易，很快，这些人就买好了房，还完了贷款，住的比福利分房的还要好，在房价不住攀升之后，估算一下房子的价值，一下子远远超过了福利分房。也曾经看到不止一个人，顽强地死守在福利分房的最后一根稻草上，总以为可以补偿到位，错过了时机，福利分房结束了，只分得补贴的一点款项，几万元到十几万元，最多几十万元，但商品房的价格已经大踏步地飙升，手里拿到这一点儿补贴款，已经是杯水车薪，买不起商品房了。
这一代人，和房子的矛盾，命定一般，割舍不断。在越穷越革命的年代，这一代人住的房子大多是简陋的，狭窄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年代，这一代人大多还停靠在福利分房的死胡同里，等待着命运的安排和上级的恩赐，在商品房的时代，他们老了，退休了，已经失去了竞争力，不少人却还要从牙缝里节省，为下一代买房攒钱。这就是这一代人和房子的不解之缘，其命运是属于宿命的，因为他们无力自主和抗争，他们随时代变迁而浮沉，他们永远没有踩上好的点儿。时代从来没有眷顾他们，照顾他们，却总是在拿他们当无谓的牺牲品。从这一点意义来讲，李建英两口子算是幸运的，毕竟他们还赶上了最后一拨福利分房，最后的一点汤汤水水，还溅在了他们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