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1932年5月18日的日记写了一件发生在明月社宿舍的冲突：“严华骂小白一句孙子，她大发牢*，他气得起来便打。先用漱口杯向她一掷，没有中，后来重打了一拳、一掌，她大哭起来，一面吵嘴。”（《聂耳日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3月版，250页）小白即白虹，在《聂耳日记》里还有许多化名，如“丽珠”“白”“不黑”“P”，掌握这些密码，不难发现日记的作者与白虹存在同事之外的感情。也难怪，面对白虹被打，聂耳情绪失控：“生长到这么大，算是第一次看见这样可痛心的事。一个二十几岁的大男人痛打一个小女孩。我为这事要流泪，要发狂！太使人过不去了！”（250页）
《聂耳日记》
打女人，这在严华的身上并非孤例，最著名的受害者当属妻子周璇。严华家暴是民国娱乐圈的一桩公案，重创形象。为此，他成了时代曲历史上唯一一个有文献记载的拳击周璇、白虹两大天后同时又为她们写歌的怪杰。严华的特殊魅力远不止此。他形象好，论颜值，时代曲的男明星只有陈歌辛可以媲美，但是陈歌辛不演戏，严华是歌舞演员出道，拍过电影，还跟着黎锦晖开发出写歌的技能，他甚至灌录了大量唱片，是旧上海屈指可数的唱作人（Singer-Songwriter）。
严华是有多重人格的，他想当好丈夫，渐渐淡出娱乐圈，专心经营唱针厂。严周离婚后，双方的友人、老画师丁悚写了不少回忆文章，有一段内容折射出严华对周璇的关爱：“她那时见了社里所备的钢琴，当然十分喜好，私底下不时去弹弹弄弄，一次恰给王人美的哥哥人艺看见（人艺脾气很古僻，擅长手提琴），猛然一脚蹴去，直把她跌得很远的一扇门上弹住，当时严华也在当练习生，实在有些看不过去，几乎和人艺吵起来，她是含了包眼泪，不声不响地走开了。”（《东方日报》，1945年4月1日3版）和聂耳一样，面对暴行，严华曾经也是无力的保护者。
1992年12月，姚莉在马来西亚见了一些老歌迷，会谈录音在她去世后公开，谈及严周的婚姻，她说：“周璇她对严华并不是真正的爱，夫妻感情不太好的，表面看起来什么，私底下，她没有什么爱，没有爱，因为她嫁给他不是为了爱——报恩。”（《纪念姚莉-私人访谈录音片段2》，4:29-4:47）
这段评价其实并不惊人，真正意外的是严折西的晚年背刺：“在联华公司里，我与王人美、姚敏、严华合不来，主要是想法、作风不同。我不爱出风头，也不找女明星胡闹；严、姚他们这方面的作为，实在令我看不惯。在那个年代，做个电影艺人很不容易，生气烦恼也是难免的事，严华他们自己在外边受了气回来就找人泄气，打骂那些公司里的无辜女孩子。这样的作风不能改一改，我实在是不能再与之共处。”（《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四）》，1993年10月版，190-191页）上述文字发表之前，严华已过世。
进入本世纪，严华的形象越来越模糊，只留下一个八卦的背影：他是周璇的首任丈夫。
严华签名照，原载1934年《音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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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称南京人，从小生长在北平。1931年，他随明月社落沪，严华这个艺名如同上海，完整见证了他的发迹、成名、落幕。1992年1月11日，严华于上海病逝，享年八十岁，他的一生，近四分之三是在这座城市度过的。
严华扬名后，老友龚宪达为他写《艺人志》，将他刻画成文艺的早熟生：“民国十四年夏季，他考入北平尚志学校，在校攻读四年……学校里，同学组织音乐社，他是社员，组织话剧团，他是团员，他并且还是篮球队的队员。那时，对于音乐和话剧，便特别感到兴趣，几次公演，都博得大众好评。”（《实报半月刊》，1937年第2卷第11期，23页）应该是在1929年初夏，他踏上社会。那时，明月社的前身中华歌舞团已解散，前团长黎锦晖与家人滞留南洋，靠创作时代曲为生。“写成的歌曲，一批一批地寄往上海，由各书局大量发售，果然风行，一版再版。”（《文化史料》第四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1月版，218页）参考自传《我与明月社》，黎锦晖于1929年10月回国。“一到上海，便准备重整旗鼓恢复歌舞团。”（218页）
严华赶上了好时代。重生的明月社需要输血，在研讨招生训练问题时，黎锦晖“主张把这一工作移到北平去，因为那样可以缩短训练国语时间，生活方面也可节省些，就这样做了决定”。（220页）1930年初，明月社北上巡演，同时扩充队伍。“五月上旬正式在北平真光大戏院公演三天，售座很好。接着又在西区哈尔飞大戏院续演三天。五月十六至十八日应‘安琪儿画报社’之邀，到天津皇宫大戏院上演。当地春和戏院经理高士圻看了剧又约续演。春和女领票员严斐、京剧旦角严华，坚决要求参加歌舞团。在学校演出也有类似情况，但从来没有接收。”（223-224页）
形象好的严华赶上了现代歌舞的好时代，原载1932年《女朋友》杂志
严斐即严华胞妹，两个北平人当时在天津讨生活。严华是由哥哥的介绍，在天津一家储蓄会里做事。兄妹俩看准上海来的这个歌舞团大有可为，辞职追随。1931年初，明月社新招的北籍成员分批抵沪，“加紧分组训练……旧团员分配了灌片任务，各有精益求精之志；新团员也努力追赶，打算争取在公演时担任要角。”（228页）灌片即灌录唱片，也叫灌音，当时没有剪辑技术，讲究一气呵成，对演唱者、乐师的要求极高。“从舞台走进录音室，集中一次灌片百张”，促使黎锦晖和团员重视训练，“每歌从头练起。上下午各三小时，练习演唱伴奏，晚上两小时，朗读报纸，早晚还须练口型发音。新生同时参加，历时一个多月。”（228-229页）严华在自传《九年来的回忆》中写道：“初到上海，我像块木头似的，什么都不懂……团里有好几架钢琴，一切乐器都很完备。我在空闲的时候，除了看书写字以外，便是悉心研究乐理，有时也喜欢弹弹钢琴。”（《万象》，1941年第1卷第2期，85-86页）这样的学徒生活，上海人叫吃萝卜干饭。
聂耳也在明月社吃过萝卜干饭，不过明月社当时已更名为联华歌舞班。起因是“联华影业公司经理罗明佑想把‘明月’的全部团员吸收过去，组成歌舞班”，黎锦晖“想到团体的前途，参加电影工作最有出息，团员也感到工作与生活都有保障，全体赞成”。（《我与明月社》，229-230页）1931年3月27日下午三时，联华歌舞班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一二九甲号开了成立大会，次日《申报》（10版）发新闻，旁边刊登《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招考练习生启事》。在《聂耳日记》，明月社的那页从1931年3月28日翻起：“昨晚已决定今天去找李子厚问一问南京军校的情形，不料在报上又碰到一个机会，我想是有去试一试的必要。”（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3月版，116页）和严华一样，聂耳的命运就此改变。4月1日初考：“到那里才刚刚一点钟，本来订的时间是二点十八分。黎锦晖进来了，他给我们很客气地打了招呼，进了主任办公室。”（116页）4月13日报喜：“为考复试，八号以前都在家练习寄来的谱。八号的复试是加入演奏，我已取录。”（117页）5月15日补了搬进爱文义路宿舍的记录：“生活终于改换了，自从四月二十二号迁入学校以后，简直和以前两样了。”（118页）
1931年4月22日，严华从此多了一个爱写日记的宿友。在歌舞班，严华当时已经够资格登台。同年6月6日《申报》有“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大会”的广告，“联华明星”一栏登出十六人名单，严华君敬陪末座，前面皆为女士，他是男性的独苗。聂耳出现在“乐师”一栏倒数第三，署名聂紫艺。明月社为时代曲培养了许多作曲家，绝大多数都有乐师的背景，严华是特殊的，他是演员出道。这则广告的另一看点是四句口号：“推行标准国语，辅助社会教育，发扬民族音乐，沟通中西文化。”顺序有讲究，折射出黎锦晖的教育家本色。9月5日，联华公司与歌舞班的成员补签正式合同，聂耳月薪二十五元，同期进来的乐师江涛四十元，师兄严华居然二十二元。聂耳在日记写道：“这种分配太有些不公……老江和老宋在大喊严华酒醉，又做出些怕他的怪样和痴笑。使得他愈更加装起疯来，什么苦笑，跳舞……想借题发挥一些牢*，实在是他对待遇的不平和心里平日所积的隐痛……”（139页）老江即江涛，南洋华侨，因肤黑在《聂耳日记》绰号黑炭、黑先生；老宋是乐师宋廷璋。熟读《聂耳日记》，会发现日记主人对严华是有点反感的。9月23日写道：“《银汉双星》结束，要我们拍一幕歌舞短片……严华因为不想饰吹号手，嚷了半天请江涛代。真滑稽！一来就想演主角，你究竟有什么成绩表现出来过……他说了一堆无用的话，越想越好笑。”（147页）歌舞班因为挂靠联华影业公司，成员们相互别苗头，都想借助大银幕一飞冲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