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冬，周璇与黎锦光（右1）灌录《月圆花好》时留影
严华常去百代公司灌音，对留声机的唱针起了兴趣。1940年4月17日《申报》透露：“严华现在正和几个朋友合办一个唱片的钢针公司，已经开始营业，订货也有不少。他俩本来住在极司菲尔路，但为了工作的便利起见，昨天已乔迁到姚主教路居住了。”周璇搬家，依据1941年第1期的《影星专集》杂志，“迁居姚主教路茂龄新邨，再后，又因为受不了二房东严厉的约束，于是，再度乔迁，就在茂龄新邨的对面，新建造起来的国泰新邨里，租下十二号的楼下。”黎锦光与白虹也住在国泰新邨，后来严华、周璇闹离婚，他们还去劝过。严华创业，部分原因在于唱针“一向是被舶来品占据了市场，到现在为止，我们中国还没有一枚自造的国产唱针出现过……”（《力报》，1940年5月21日1版）与其说记者是重视严华，毋宁说是关心周璇，从这年的春天起就不断传出她婚变的消息。
周璇始终隐忍，直到1941年6月。依据《严华周璇婚变特刊》第一号头版文章，“在本月十四日（事情发生之前二天）”，这对怨偶，“曾经到霞飞路上的DD咖啡馆去喝过茶，那时候他们还是很快活的好夫妻。”然而到了16日，“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周璇穿好了衣服走出大门，（严华在厂里办公……）她的母亲问她：‘到哪里去？’她说：‘到过房爷那里去！’”过房爷即干爹柳中浩。周璇自此失踪。隔天凌晨一点半，严华打电话给柳中浩，对方说周璇没来过。严华急了，“将首饰箱翻上一翻，结果发现所有的首饰和银行存折，图章等全部不翼而飞。”18日，《新闻报》登出“陈承荫律师代表严华警告周璇启事”。19日，记者守在柳中浩家里，十一时，周璇出现，随后严华也来了，夫妻对峙：“严华：‘为什么你要同我离婚？’周璇：‘你打我骂我，你知道我痛苦吗？与其这样，还不是离婚的好。’严华：‘我又不是天天打你骂你。’周璇：‘你打起来，凳子乱掷，简直要我死，我实在受够了，你登报说我卷逃，我又没有逃，银行里的存折，我拿了又没有去领，何况这些折子，都要我用血汗赚来的，还是我的东西。’”（《东方日报》，1941年6月20日4版）
《严华周璇婚变特刊》第一号头版，局部
唐大郎隔天写专栏吐槽：“严周自事件发生后，有人劝严华曰：‘汝为一有志青年，应珍惜自己前途，勿为一个老婆而毁了自己，’严韪其言，然其望周璇归来之心，依然甚切，此真天地间无可奈何事也。”（《东方日报》，1941年6月21日）仿佛连台大戏，而且闹足一个多月，7月30日《严华周璇婚变特刊》甚至发行到第七号，而正式的离婚协议书是在7月23日下午签的。
严华的形象为此重伤，多年后还能在外地报纸读到这种短文：“十六夜于天蟾观童芷苓之《新纺棉花》，近十时隔座空位上，来一西装客，大方而有气概，兰言兄起而招呼，旋告余此即严华也。斯人与周璇分离迄已五年，婚变起因，周谓严太虐待，不堪偕老，今见渠文质彬彬，迄剧终未发一言，当初片面之词，固未可听也。”（无锡《导报》，1947年5月22日）
离异后的严华以厂为家。“现任中国唱针厂协理，兼营业主任，及厂长；一人兼任三职，其忙碌可知。每日起身甚早，锻炼身体后，即自总厂出发先后至第一第二分厂视事，料理一切厂务……”（《社会日报》，1942年7月17日1版）依据旧百代档案，婚变后的严华几乎退圈，偶然为女歌手抬个轿子，合唱或者制曲，譬如《并肩前进》（姚莉）、《百鸟朝凰》（李丽华）、《夜半三更》（白虹）以及《大地之歌》（梁萍），数量还不及报刊为他编造的女朋友多。社会上的交际花也欢喜与严华传绯闻，照今天的讲法，他是有流量的人。1946年，桃色女主角演得最传神的当属董佩佩，这位交际花“对人说严华为了她像周璇，对她一见钟情；这也是她的‘牛皮’，据严华说，他只见过董佩佩一面，根本脑子里就没有她这个人的印象”……（《一周间》，1946年第6期3页）严华的再婚对象是富家女。“经友人介绍，与申新纺织厂厂长之女公子潘凤娟相识，两人竟一见钟情，定昨日下午六时，在康乐酒家订婚，闻周璇在港知此消息，已驰电致贺。”（《力报》，1948年5月17日1版）在报纸上，严华无论怎么言行，都踩在周璇的身影里。同年10月23日，“在红棉酒家结婚，新娘小小的个子，和周璇的外形差不多。是日到场的贺客，有丁悚夫妇，黎锦光白虹夫妇，以及严折西、姚敏等。严华的妹妹严斐，这天做了女招待。”（《铁报》，1948年10月24日4版）
时代曲最后的七年黄金岁月，严华基本缺席，提前感受到了红牌离场的落寞与心酸。这种滋味，时代曲的从业者都要品尝的。转型之后的严华，面对焕然一新的中国，俨然是一位振兴民族的大企业家，唱针国产化的故事要从他讲起。他选择留守，随后是复杂的公私合营，兜兜转转，他和黎锦光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重逢于衡山路811号，在唱片厂又成了同事。
2021年11月，我在百代小红楼旧址背后的公园里听唱片厂的老员工朱忠良先生讲了一些严华逸事。特殊时期，严华吃的苦头要比其他时代曲元老要少，他分配在四楼的车间装配小零件，黎锦光负责厕所以及浴室的保洁工作。这两位元老定期在华亭路严华家里办文艺沙龙，不过那是“改开”以后的事情了，朱忠良有幸参与。
严华的晚年生活在新加坡的几张报纸上也留下了颤颤巍巍的痕迹。“快要80岁的老人，现在与老伴住在上海华亭小商品市场附近的一排三层楼老屋的一层楼上。两年前，在美国的李丽华到过上海，拜访了严华这个堂叔，严的儿子，在‘小眯’的安排下，也到美国发展去了。”（《新明日报》，1987年8月6日13版）老歌迷王振春于1987年拜访了严华，“九个月前，他发生了一次小中风，现在还要靠拐杖走路……”王振春离开时，“严华特地交给我三首他最近写的新歌，这三首歌的歌名是‘你到哪里去了’、‘你的眼睛告诉我’以及‘天上和地下’，我随口哼哼旋律，发现还有当年的韵味。他说：‘把这些歌带到新加坡，看看有没有歌星要唱？我年纪大了，只能写出从前那样的东西。’”那一年，恰好也是周璇去世三十周年。王振春在文章中感叹：“周璇能够成为‘金嗓子’，严华的功劳很大。严、周当年如果不分手，周璇的悲惨命运大概不会发生。”
婚变之初，《万象》杂志邀请严周双方写文章自辩，严华的枪手笔名路德曼。1946年，路德曼分别看望了两位当事者。先去周璇家里，“雨夜，在林森路一八二〇号三楼，看到了周璇，她面色很不好，据说前星期日深夜返家黑漆漆的一团，让她的二足失去了知觉，她直从楼梯上跌下来……”（《万花筒》，1946年创刊号11页）勉强谈及前夫，周璇只说：“我现在没有恨他的成份。”次日，路德曼在一个很巧的场合偶遇严华，“还是老样子，左手戴一个金戒指……对于艺人生活，他已觉得厌而淡了，但他还口口声声的喊着‘小璇子’的名字。”严华问路德曼：“小璇子很好吗？”路德曼说：“很好。”严华笑笑，不响。路德曼想起这对夫妻当年闹婚变的场景，百感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