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6月6日《申报》，严华是“联华明星”里的男性独苗
电影《银汉双星》截图，左一为聂耳、右一为严折西
上海的天空阴云密布。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北四川路西侧突袭中国驻军，聂耳在隔天日记中写道：“老宋、江、严华、《时报》新闻记者张，一块步行到北四川路探消息。一出门便呈现着恐慌的气象，店铺都关了门，甚至于大马路中外大小商店。战斗机旋绕天空，嗡嗡声不绝于耳。”（203页）聂耳认识《时报》的员工，后来他化名黑天使写的檄文就是在这张报纸发表的。2月1日，他在日记写道：“今晨三四点钟从梦里哭醒……严华进来开了灯，张着两只大眼睛问我是什么一回事，我还是在哭。”（206页）
战事重创上海的文娱产业，3月2日，传来联华即将解散歌舞班的消息（220页）。联华给了两种解散方案，歌舞班开会决议，易名明月歌舞剧社，黎锦晖提出江南、华中巡演的自救计划，宋廷璋、许曼丽等人要求脱离，3月31日的日记写道：“晚饭在一家北京馆子喝八两‘五加皮’，是我请客为老宋饯行，有严华。”（235页）聂耳和严华的关系比较复杂。4月20日写道：“和严华谈话，我不客气地对他说我是恨他，他对我的个性有些非常诚恳的批评，我非常感谢他。”（238页）4月30日，明月社登船，江南巡演的第一站是去南京。
这次巡演以失败告终，原因在黎锦晖的自传《我与明月社》有详尽展开。6月2日，明月社回到上海，两天后，敲定与天一影片公司的拍摄合同，严华的脱社要求被拒（262页）。他的运气来了，黎锦晖编剧的歌舞片《芭蕉叶上诗》找他演男一号。在《聂耳日记》里，严华的形象愈加糟糕，6月28日写道：“华近来尽量拉连感情，借钱给黑炭，请枝露——他所迷恋过的看‘普天同庆歌舞团’。我和他开玩笑，要他请我，他老实不客气地说：‘不请男人，请女人痛快些！’”（280页）7月1日更惨：“严华这狗子，他算什么，做了这么一点臭角便摆起臭架子来。他妈的，你会摆，也许我还比你摆称些！”（281页）《芭蕉叶上诗》拍摄期间积郁的内部矛盾以及爱国救亡的文艺路线之争，随着聂耳化名黑天使，在7月13日《时报》发表文章《黎锦晖的〈芭蕉叶上诗〉》而彻底爆发，同日另写《中国歌舞短论》，发表在《电影艺术》周刊。他笔下的怨气直冲云霄：“说到中国的歌舞：不免想起创办这玩意儿的鼻祖，黎锦晖，不怕苦，带领了一班红男绿女东奔西跑，国内国外，显了十几年的软功夫；佩服！佩服！香艳肉感，热情流露；这便是十几年来所谓歌舞的成绩。”明月社上下无法接受沦为卖弄软色情的评价，聂耳为此退社，去北平发展。
聂耳化名黑天使在《时报》发表檄文
严华的萝卜干日子还在继续。《芭蕉叶上诗》公映后好比一场灾难，黎锦晖写道：“就连我这编剧的人，也看不懂影片的情节。”（《我与明月社》，236页）不过，明月社的成员，“多数人是通过演《芭蕉叶上诗》转入电影界的。”（237页）严华属于特例，除了作曲、写歌，他后来与大银幕保持距离，多年以后有记者追问他原因，他答道：“我的志趣并不在此，我对于影人生涯始终表示厌恶，所以宁愿在别地方谋发展。”（《力报》，1940年5月21日1版）
参考旧百代档案，1932年10月，严华为百代灌录歌曲《银汉双星》（一段与王人美合唱，二段为严华独唱），唱片于1933年3月出版；同时，严华还在明月社为胜利公司灌的一组唱片里献声，譬如《民族之光》（与王人美、白虹）、《叮叮当太太》（与王人美），都是他作为歌手的早期作品。
明月社栽培了严华，还有周璇。严华晚年回忆第一次见到周璇：“那是在‘一·二八’淞沪战争后，一九三二年深秋的一个黄昏里。我吃过晚饭，正在明月歌剧社排练大厅外的天井里和音乐队员张其琴老先生闲聊，恰逢钢琴手人称胖姐姐的章锦文领着一个十三、四岁的瘦小的姑娘走进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291页）这也解释了周璇在《聂耳日记》中为何迟至1933年1月31日才露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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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璇在明月社当练习生，半年左右，这个组织于1933年3月解散。“几乎五分之四的社员离社他去……有条件的大多数社员脱离了明月社，加入影片公司，成为正式演员。”（《我与明月社》，236页）剩余成员另组新月歌剧社，3月18日《申报》登了新月社招考女演员的广告；4月，严华北上招募新员：“黎锦晖领导之新月歌剧社，于最近特派该社剧务主任严华来平，由前日起（三日）在东单栖凤楼五十九号，招考女社员六七名……”（《华北日报》，1933年4月6日6版）属于新月社的一页在黎锦晖的自传完全消失，也被他们的朋友、老画师丁悚写回忆录的时候无视。“黎锦晖的明月社将散伙时，严华拥有周璇们七八人，都没有较好的出路。那时西门内翁家弄有一益智社业余歌唱集团，为金宏基律师的儿子，金铭石、佩鱼弟兄俩合办的。”丁悚说自己受金佩鱼之邀，“极力推辞，不获允，乃举严华为他们导师，固两得其所，幸片言立决，严率前明月的旧人，如周璇、严斐、欧阳飞莉们七八人，作基本社员，改名‘新华社’……”（《东方日报》，1944年10月27日3版）
右起：金佩鱼、丁悚、佚名，丁夏供图
新月歌剧社存活了起码大半年，一直打着黎锦晖的旗号，1933年7月底至8月上旬还在《申报》打了十几场的公演广告。严华在自传中这样解释：“有一个在黄克体育馆做事的黄森先生，他愿意出钱来收拾破碎的‘明月’，他鼓励我们向前走。于是又组织了‘新月’……那时黎锦晖先生还是负着领导的责任，我是担任剧务部主任。‘新月’成立以后，我便把周璇拉了进来。”
明月解散之时，周璇的翅膀还没长硬，幸亏严华拉了她一把。周璇后来感恩道：“我的前途之黯淡简直是不敢想像的。幸而，后来有金佩鱼先生投资，与严华合作，办了一个新华歌舞社……就因为这一层关系，我对于严华的好感逐渐增加起来。”（《万象》，1941年第1卷第2期82页）
新华歌舞剧社的运营几乎照搬明月社，丁悚记得：“社务生利范围为：一、播音，二、公演，三，灌片，四、或代摄电影中的歌舞场面。严华个人除外，普通社员皆支月薪，将来盈余利润，则金、严平均对派。”1933年11月23日《申报》刊登了新华社在黄金大戏院的公演广告。丁悚“又代他们拉拢了几档播音节目，几次灌片生意，黄金、金城两次公演，成绩都十分优好，只有在电影方面，稍吃倒账。不过佩鱼年幼识浅，完全是一纨绔子弟……且对于稍具姿色的女社员常不怀好意地追求，严华知非久计，急流勇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