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时代的商业社会,金钱法则、物质利益导向之下,“美国梦”开始扭曲、异化,由最初的“平等”、“自由”逐渐变成了一种物欲主导的“利益之上”,那令无数人为之振奋的“淘金梦”背后所暗含的金钱崇拜与消费主义是不言而喻的。
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既是作者阿瑟·米勒亲身经历过的,也是《推销员之死》故事背景。股灾的爆发,使得虚假繁荣的泡沫破碎。大范围内的*、失业,使得每一个人不得不正视眼前的生活困境。经济大萧条的绝望与酸楚,“嗜利”心理加剧了理想的消亡、道德的堕落,欺骗、投机、压榨、倾轧,对金钱不惜一切的贪婪终究摧毁了精神世界的净土。
因此,推销员威利·洛曼,纵使真挚诚恳、勤勉奋进、讲究责任与忠信,却无法摆脱失业的命运。他所引以为豪的“勤恳”与“努力”等优秀品质无法为老板取得利润之时,他彻底失去了继续工作的机会。
作为庞大的金钱运作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他的疲惫与孤苦,终究难以消解。
其次是个人因素,威利的悲剧同样来自于他无法调和美好幻想与自我现实处境。
人与社会环境、时代面貌总是无法割舍的,威利逐渐迷失在“商业神话”的幻影中。他习惯于用编造的谎言来维系虚荣心与自尊,用自我麻醉式的虚伪粉饰来掩盖内心的脆弱。他的自吹自擂、虚张声势、浮夸装腔,成为了他生活的全部姿态。
那膨胀的病态虚荣心、异化的自尊,在现实的碰撞之下不堪一击。不断地用幻象麻痹、愚弄自我,最终的结果,是在残酷的现实中走向彻底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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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推销员之死》中,父子代际间复杂的矛盾关系,正是阿瑟·米勒对伦理冲突(通常以家庭、父子、夫妻、亲友等亲密关系)深入描摹的一贯体现。个人的悲剧与矛盾心理,给家庭所带来的悲剧效应,正是个体悲剧的拓展与延伸。
作为活在“美国梦”神话幻影之下的悲剧人物,威利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人生信条用教育传递给儿子,给一个家庭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威利对儿子的爱,带有着一厢情愿式的偏执,他将自己病态的价值观强行灌输给儿子,却无法预料到在用父亲的意志去驯化、塑造下一代人价值观的同时,儿子的精神世界也遭到扭曲与异化,成了他病态意志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