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关于孔子的出生传说为什么不到此为止，却又旁生枝节地衍化出来“野合”的讹传呢？《史记·三代世表》中记载，曾有人向西汉经学家褚少孙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
《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诸传记咸言有父，得毋与《诗》谬乎？
——《史记·三代世表》
这位勇气可嘉的提问者将质疑的矛头直指那些无父而生的帝王神话，显示出西汉时代的知识精英已经掌握了最基本的有性生殖知识，因此玄鸟陨卵之类的浪漫传说已经无法满足他们对上古时代人类起源的求知与探索了。面对着这样的提问，为《史记》作补书的褚少孙回答道：
“《诗》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者，欲见其有天命精诚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奈何无父而生乎？”——《史记·三代世表》
褚少孙的回答显示了一种调和古代传说与当代知识的努力：一方面他承认倘若没有父亲，就算凭借鬼神之力也不能让一个小孩子诞生到这个世界上；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干脆戳穿受命而生的上古神话，仍然坚持儒家那一套圣人降世必有天命所赋的文化观念。
从褚少孙的左右为难去推想孔子出生的“野合”传闻，它的产生过程恐怕是这样的：
这个传说最初的雏形可能只有“祷于尼丘得孔子”这一个简单的情节，但这样一来，孔子在后世心目中便成了“无父而生”的怪胎。为了回应对孔子出生情形的质疑，后来的创作者们又在传说中加入了叔梁纥与颜氏“野合”的故事元素。
或许会有人提出质疑，如果孔子的身世都需要加入这类新的元素，为什么《高祖本纪》中的刘邦却还是“无父而生”的老样子呢？我想这恐怕跟这两个人物传记的虚构自由度有很大的关系。
作为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的出生情形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对他生平故事的任何杜撰都有可能遭到行政当局的严厉制裁，这么犯忌讳的事儿可不是谁都有勇气尝试的。而相比于汉高祖，民间学者们杜撰孔子的身世显然不会遭遇这样的障碍。
崔适说孔子的出生故事在经历二次创作之后呈现的最终形态应该是“纥与颜氏女祷于尼丘，野合而生孔子”，这个推测是合理的。但要说编故事的人就一定是司马迁，是他“以受命帝王尊孔子，故云尔”，恐怕又不尽然。
因为《孔子世家》的原文写作：
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
——《史记·孔子世家》
很明显，第一句中的“生孔子”和第二句中的“得孔子”重复累赘，显示出原始史料未经裁剪的生拙形态。
如果是司马迁操刀原创的故事，以太史公雄深雅健的古文造诣绝不可能写得这般啰嗦。他应该是把自己听到的“野合”同“祷于尼丘”这两个不同版本的口述历史并列写进了《孔子世家》——因为厘不清两个传说故事间先后继起的关系，所以无法定夺它们的正误。
两存其说本是出于一个史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可这样一来，这两个本是要神化孔子的传说，流传至今，反而成了孔子身世的“污点”，这恐怕是太史公始料不及的吧。
参考文献：
陈顾远《中国婚姻史》
江永《乡党图考》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梁玉绳《史记志疑》
王肃《孔子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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