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小城之春》最初的“误解”，部分原因是认为它有“虚脱”时代的嫌疑。
但只要稍微了解点近代史的常识就会知道，1948年前后的中国大地，在刚刚结束了八年抗战的艰辛后，又迎来了解放战争，这注定是一个变幻莫测的特殊历史时期。
乍一看，影片的格局确实很小，全片总共才5个人，主要的场景仅有3个，城墙、废园、住所，讲述的事情也不过是三角恋的小事，和大时代剧烈跳动的脉搏不相干。
可是在考察过影片对环境场景的建构、人物心理动机及民族文化观念之后，观众便能赫然洞见时代所映照出的诸多影子。
在由话剧改编为电影的剧本创作阶段，费穆就明确要求年仅26岁的编剧李天济，需要营造苏轼《蝶恋花·春景》中“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意境。
于是，这种预先安排好的基调贯穿在整部电影中，断壁残垣式的城墙带着灰色、荒芜的气质，相比家里的冷清窒息，城墙之上总还是令人舒展、放松的，所以，周玉纹每天买完菜后都会在城墙上走一段。
戴秀更声称，沿着城墙走，有走不完的路，在城头使劲地往外望，就知道天地不是那么小。
此处的城墙，不由让人想起京剧《空城计》里的城墙景片，艺术手法相似但功用不同，它不再是死寂的静物而是仿佛具有了生命，犹如古老中国的一种物化象征。
城墙之外难以到达的广阔世界叫人遐想不已，城墙之内只有少奶奶跑去绣花的小屋，和少爷躲藏着发呆的废园，而城墙之上反倒成了人物心灵暂时的栖息之地。
费穆曾说，一个古老的国家，一个愚昧的社会，恰巧像是一块长满了榛莽的荒地，是那样深深郁郁，又是那样浑浑噩噩。
困在墙内的无非是可怜之人，戴礼言忘不掉昔日的荣华富贵，却抱残守缺只能固步自封，周玉纹没有跟恋人远走，嫁给了缺少感情基础的丈夫昏昏度日。唯一来自墙外的“闯入者”章志忱，多年颠沛流离于大半个中国，居无定所且无爱人陪伴。
当学西医穿西服，健康阳光的章志忱跨过墙洞，与看线装书熬中药，消沉悲观的戴礼言在废园中相遇时，也意味着以向外征服，崇尚科学为表征的西方文明，和含蓄内敛，注重经验的东方文明开始有了碰撞，身为局中人无可逃遁地站在了文化取舍的十字路口，带着思想包袱的知识分子又该何去何从的苦闷之情油然而生。
显然，环境的了无生机，直指的是日军炮火侵袭所造成的铁定事实。而戴礼言多病消沉的根源是家园的毁坏，章志忱的漂泊是被战争洪流所迫，周玉纹也因之决定留在家乡。
由此来看，每个人最初的选择与当下的处境都离不开时代因素，换句话讲，他们的命运亦是时代浪潮的微观缩影。
《小城之春》的高明，在于它以古典美学的方式，“写中国画的心情”，留白性片段化地展示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小城图景，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激烈震荡的大时代嘶吼早已暗含其中。
3、表象是三角恋“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撕扯，内在是“发乎情，止乎礼”的情礼之争如果说三角恋只是本片浮于表面的冰山一角，那么，只有找出隐藏起来的部分，才可窥见冰山之全貌，触及到本片作为诗化电影、心理电影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