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铁英拿出一个皮箱，问崔中石，这是什么。
显然是赃款。但崔中石的回答，仿佛没听懂他在问什么似的：
“我们行长说了，里面的东西不是送给主任的，主任也绝不会要。
可为救我们大少爷，主任调了那么多人，帮忙出力做调查，局里又没有这笔经费，出勤的车马费，我们总该出的。”
把赃款的性质，和徐铁英的受贿人身份，撇得干干净净。
老奸巨猾的徐铁英，眉头一动，嘴巴一抿：
“你还是没有告诉我里面是什么啊。”
崔中石依旧不卑不亢，答非所问：
“为了稳妥，昨天我到南京花旗银行现提的，也就十万。
今天上海交易所的比价，一元兑换法币一千两百万。”
打谜语一般的交锋过后，最终交易成行，徐铁英在军事法庭上为方孟敖激情辩护，黑的也给说成白的。
拿钱办事的徐铁英，正是这个官僚系统里随处可见的蛀虫。
反腐大计、稳定秩序，看似是他的本质工作。但只要别闹得太离谱或者引火上身，他一点儿心都不会走。
没有信仰和底线，只看自己能捞多少。
大部分时间，崔中石就是要给这样贪官污吏抹平黑账，给更大的权贵洗钱。
在夹缝中传递一些情报，钻一些漏洞，为组织和老百姓争取经济政策上的利好。
智慧而隐忍，在污浊中还守护着坚定的信仰。
也正是这份纯净的信仰，让他饱受良心的折磨。
用他自己的话说，经过他手洗过的黑钱“可以让北平一个人都不饿死”，但他偏偏把一笔笔巨款汇入了蛀虫的账户里。
用谢培东的话说，历史都是由人写的，但他们就是那种“写不进历史的人”。
02
为什么写不进历史？我一开始的理解是表层的——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隐姓埋名嘛。
谢培东是行长的妹夫，银行的襄理（相当于副经理），另一个忍辱负重的地下党。
瞒过了最亲近的行长，也瞒过了国民党，一瞒就是二十年。
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打算瞒一辈子。
这件事，必定在一定程度上是摧残人心的。
有时候摧残的是最亲近的家人。
剧中，崔中石自身身份败露，为保护方孟敖和组织不受牵连，坦然赴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