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水木年华的卢庚戌导演了一部电影《怒放之青春再见》,讲的是摇滚青年的那些年。剧本写了3年,在他采集素材的众多对象中,便有汪峰。
片中,男主角有句台词“可能你们觉得我特孙子”,是汪峰的真实写照。
事到如今,提起鲍家街43号的解散,汪峰还是会诚恳地归咎于自己,“我就是一个孙子”,然后在后面缀一句“可没办法”。
关于21年前的那个抉择,他无法逃避。
鲍家街43号的成员们,跟汪峰一样,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鼓手是学打击乐的,键盘手是学作曲的……学古典乐出身的男孩们,天然带着一种未经生活打磨得纯粹。
他们拒绝一切商业演出和地下走穴,只在酒吧舞台的方寸之间,即兴地编,即兴地弹,即兴地唱,门票虽然只要几十元一张,但那是入场的必要程序之一。
“我那个时候的状态有点像零几年的朴树,一点儿杂质都不能进入到我的生活中。”汪峰说。
他在舞台上站着、跪着、砸着吉他,好像走进了更广阔的天空,但是很快,他开始租不起房、吃不起饭,当时的女朋友也离开了。那个很多年前的春天,他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
1997年,汪峰带着鲍家街43号签约京文唱片,与崔健成为同一家公司的艺人。
然而,第一张专辑,乐队里每人分到了1000块;第二张专辑,分到7400元。
这让汪峰感到极度愤怒,他认为自己的商业价值被低估了。“我从5岁开始学音乐,到13、14岁对音乐有了意识,再到26岁出了两张专辑,我20年以来所有努力的价值,只等于7400人民币。”
和京文唱片的合作没有持续多久,汪峰又回到了骑着自行车四处投递专辑小样的日子。对方是否懂音乐不重要,“只要是我认识的,比我富裕的就行”。
1999年,鲍家街43号的歌迷把他们的专辑小样递给了时任华纳唱片中国公司总裁,许晓峰。
很快,汪峰在北京朝阳公园的一间餐吧里,见到了风尘仆仆的许晓峰。对方递过来一份几厘米厚的全英文合同,语气强硬:“你肯定看不懂,条件丰厚,但只签你一个人。”
见面只持续了20分钟,汪峰心里便有了答案,却用了一个礼拜做出决定。
那一年,在北京东直门的一个饭馆,汪峰坐在桌子对面,对乐队的兄弟说:华纳只签我个人,咱们乐队没法签了。
“那我们就散了呗。”大家都没有说什么,坚持把饭吃完了才散。
他的发小杨青伟是当时鲍家街43号的经纪人,在乐队初创时期,把自己的十几万积蓄拿出来买了一套乐器。
解散的那天,汪峰专程去了他家,半天没张开口,“事情只能这样了”。当时,杨青伟对他说,你一定要好好继续,要拿出所有好的作品来。
聊了差不多一小时,他笑着把汪峰送出门,但是当汪峰发现没带外套,折返回去时,看到了他的眼泪。
签约华纳之后,他的及肩长发被打理成各种时髦的形状,身上的发胶香味挥之不去,是那个时代独特的精致。
第一张个人专辑《花火》的封面是他的面部特写,风格与当时流行的港台风无异,歌词耐人寻味,像是一则宣言,又像是一句预言:
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表演/包含所有荒谬与疯狂/现在我有些倦了/所以我/开始变了
发行这首歌之后的汪峰,确实开始变了,人变了,生活也就变了。
2000年,搬过十几次家的汪峰一次性交了两年的房租,变得像花火一样,迷恋瞬间的美丽。
回忆里,他终于过上了“比较有尊严的生活”,却在十年后追问“谁明白尊严已沦为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