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意思，历经1960年跟敌对帮派腥风血雨、70年代牢狱之灾的陈启礼，也深受《教父》的影响，发愿要建立《教父》那样的黑帮组织，不仅有现代武器装备，还有现代化组织分工和管理。
1976年春，坐完牢出来的陈启礼，终于再次见到久别的妻女。他搂着哭泣的妻子、望着衰老的双亲，听到女儿怯生生对着他这位陌生人喊“爸爸”，心如刀绞。
所以有段时间，他下定决心不再介入江湖恩怨，一度跑去经商，经营消防及水电设备，一不小心还发了一笔小财，尔后他又抽时间自修现代科学知识，花了3年，获得东吴大学土木工程系大学学历。
事业蒸蒸日上，没几年，他从一个小老板，发展成了拥有6家工厂和建筑公司的商业大亨。截至1984年，他作为承安水电工厂公司常务董事、台湾消防公会常务董事，几乎控制了台北市一半的水电消防工厂，名字上了台湾工商名人录。
不止如此，他还从别人手里接过一本杂志，叫《华美报道》（后来遭官方打压，改名《美华报道》），同样办得活色生香，树立一层“文化人”的外衣，尤其拉近了与文化界的距离，为后来“竹联帮”兄弟进入影视圈奠定了基础。
前面说过，1979年“美丽岛事件”后，台当局也开始重用黑社会，加上昔日一帮兄弟大哥长大哥短的那么叫着，所以已经“金盆洗手”的陈启礼，又起心动念重返黑道。
1980年，陈启礼再度出任竹联帮帮主，并立即宣布改革竹联帮，以实现他的“教父梦”。他的改革措施中，有一条是“加强与官方背景人士联系”。
自此，陈的事业，跨越黑白两道，风生水起。推杯换盏的餐桌上，除了昔日黑帮对头，还多了一众政商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在他的领导下，竹联帮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光台湾就发展出28个堂口，每个堂口200-800人不等，总计不少于15000人，势力渗透影视圈、政府、工程建设等领域，并在菲律宾、新加坡、香港、日本、美国和非洲等世界各地均有分部。
第三个层面，体制。
要深刻理解1984年的“江南案”，除了上面提到的机缘和时代两个层面，还有一个层面或许更为根本，那就是国民党的体制。
简单来说，“江南案”的出现，除了有时代和机缘这样的外在或偶然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它也是老蒋领导下的国民党执政体制内在矛盾所决定了的，因此也是必然会出现的，即使没有“江南案”，或也会有其他什么案。
说起来，大家应该会有印象，老蒋凯申，本身就是黑社会出身。
他年轻时闯荡上海滩，学人家开交易所炒股，结果炒亏了，欠了一屁股债，债主雇佣上海青帮向他逼债。他走投无路，合伙人虞洽卿，就向他建议，说打不过就加入吧，于是就拜了黑帮头子黄金荣为师，时间大概是1922年。
黄麻子也够客气，收下老蒋拜师贴后，不仅没收拜师费，还送了200块大洋给这个新徒弟，让他安心去广州躲债兼闹革命。
到了1927年，老蒋已掌握兵权，从一介欠债不还的“失信人员”，摇身一变为大军阀。这年3月，他领导的北伐军抵达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其中就大量启用了上海的黑帮，包括他师父黄金荣。
黄金荣因此得了一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及行政院参议”的职位，算是当年200大洋投资的回报。只是，他无法预料，即使显赫如老蒋这样的徒弟也不靠谱，风光20年后，未能为他养老送终，一溜烟尿遁台湾，留下他在上海扫大街，风吹凌乱。
从老蒋出身也能推断，他领导的党派，以及他治下的社会，与黑帮这种东西，本就有一定“亲缘性”。事实也确实如此，老蒋治下，无论是1949年以前的大陆，还是1949年后的台湾，黑帮都发育得很旺盛。
1949年内地解放，主要聚集在上海的一众黑帮头子，比如杜月笙这些人，都害怕留在内地，要么去了香港，要么去了台湾。其实黄金荣当年也想走，杜月笙问过他走不走，只是黄自感太老、走不动了，所以才留下来。
对了，“上海滩三大黑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其实都曾做过老蒋的“打手”。
这个杜月笙，更可以说是老蒋的小粉丝了。西安事变时，他曾致电张学良，说愿意用自己做人质换回老蒋。1948年，国民政府召开“行宪国大”，他也是力捧老蒋当总统的——不过老蒋没给他好脸，那是后话了。
张啸林，则因为做打手做得很卖力，被老蒋授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的职衔。后来这人做了日本人的汉奸，老蒋才指示戴笠除掉他。
当然了，可以肯定，老蒋跟这些黑社会合作，主要还是因为双方利益能暂时凑一块，所以利益一旦有分歧了，关系立马就会崩。
那这就有个问题，老蒋领导的国民党，为什么会需要这些黑帮呢？
晚年时，凯申曾在日记中反复吐槽过这事的，那就是国民党太松散、太虚弱了。本质上，国民党虽然号称执政党，但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实现过“绝对统治”，内部各路军阀，只是名义上组合在他手下，实际分歧非常大。
比如山西阎锡山、两广军阀李宗仁，虽然都入了国民党，但从未放弃过手中的一亩三分地，表面上拥护老蒋的中央，但真没啥实质内容。就是一帮国民党内部的元老，像胡汉民、汪精卫与邹鲁等，也一个个不服他的，汪后来更是另立政府与之公然对抗。
老蒋当然非常清楚自身处境，所以他的统治方式，就一直是那种分而治之、相互牵制式的“帝王术”。比如他委托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管理党务，可又担心二人权势过大，所以又命黄埔军校出身的一批亲信，组成秘密的复兴社，以此制衡陈氏两兄弟。
这是因为虚弱、松散，所以老蒋不得不这么干。而如果黑社会、地痞流氓可以利用，他也不会嫌弃。实际上，如果他不及时拉拢，这些人也有可能被党内的竞争对手所利用。
国民党这套松散的体制，后来复制到台湾，台湾的黑社会因此也就有了和民国时代的内地一样的喘息和生存空间。
老蒋到了台湾后，一度想改变这种松散的体制，不断加强各方面的控制，却常常被底下人骂和暗中对抗，很难真正有效推进。
老蒋聚合一众势力，可以说聚得是很辛苦的，主要靠利益拉拢，唯一称得上精神力量的，就是“反G大陆”这张大饼。可是1970年代初后，这张大饼似乎也不好使了。原因是，尼克松上台，中美关系改善，1972年中美建交，让一众台当局高层彻底断了念想。
老蒋倒是一天到晚，跟念经似地喊“反G大陆”，但慢慢掌握实权的小蒋，实际早就烦透了，中美建交后他更是彻底死心。
所以他担任行政院长后，把精力主要放在了经济建设上，下令推出十大建设计划，1970年，台湾工业生产增长了17%，1971-1978年，台、美出口贸易总额由13亿美元，激增至74亿美元。
但令小蒋闹心的，是随着经济发展，蒋家的统治似乎没有变更稳固，反而愈发不稳，因为人们吃饱了，富了，就会要权了。
过去的老蒋时代，还有个“反G大陆”的理想，到他手里时，理想实际已经降格为延续“蒋家王朝”香火，但经济发展激发出了更为活跃的反对派力量后，就连延续王朝香火的这点愿望，似乎也不那么容易实现了。
“美丽岛事件”后，许多反对派都被小蒋关进了牢里，本以为可以消停，可社会上对反对派的同情却日渐上升。
1980年2月28日，“美丽岛事件”八大被告之一、省议员林义雄（后来的民进党独派大佬）住宅，突发恶性血案，林的高堂老母和6岁双胞胎女儿，惨遭*害，唯大女儿受重伤，死里逃生，这就是震惊台湾的“林宅血案”。
这个案子一度成了疑案，但舆论普遍把矛头指向国民党当局。有美国官员猜测，案子跟一个叫“铁血爱国会”的秘密组织有关，据说蒋经国儿子蒋孝武曾与朋友开怀畅饮后，对该组织成员说道：“应该给林义雄家一点教训。”
案件爆发后，小蒋很快就准许了林义雄的保释，并悬赏重金破案。但于事无补了，事件对国民党的声望，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重大冲击。
到了1983年，小蒋身体也越来越虚弱了，常说“走路像踩在棉花糖上”，一度把办公室移至医院，而几个小孩也都体弱多病、才智更有限，难堪大任，所以党主席是否传给蒋家以外的人，以及该传给谁，也成他心头一大难题。
1984年5月，也就是“江南案”爆发前几个月，一众反对派悍然成立“党外公政会”，并公然树立反对国民党的政治目标。面对越来越大的党内外压力，小蒋本人愈发无力应对，所以这年8月，他提前释放了几个反对派，以示怀柔，其中包括林义雄。
不过国民党党内还是有强硬派的，极不情愿见到党国一天天衰落下去，情报局局长汪希苓就是这样的人。
此君，对于反对派的态度，一直主张狠对狠，不惜一切代价，包括使用极端非法手段。他干过的最离谱的一件事，是1970年代，他曾向美国的黑社会组织秘密购买先进军火，事件曝光后，美国人气得大骂国民党当局无耻。
像“林宅血案”那种事，他当然也是干得出来的。为了解决江南，他毫无犹豫地启用了陈启礼，并以爱国精神、保家卫国等说辞加以忽悠，他对陈说：
“现在反对派越来越大胆，找一些本省人帮会支持，利用他們打击国民党政治活动和候选人。国家需要竹联帮來反击。”
但是，当“江南案”曝光后，就像“林宅血案”一样，再次给国民党的声望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这类案件不断出现，给台湾人留下的印象，是国民党似乎再无理想信念可言，甚至连基本的体面都没有了，已经沦为不择手段的地痞流氓一般的组织，与黑社会无异，合法性可疑。
我们前面提到，1978年，美国中国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后，小蒋一度利用“宪法临时条款”，中断了地方选举，这也是“美丽岛事件”的导火索，但到了1984年12月，也就是“江南案”曝光后，小蒋突然宣布恢复选举，并按新法令，把立法委员会席位增加至70席，名额比起年增加了78%。
所以很多历史学者认为，“江南案”是小蒋放弃延续“蒋家王朝”香火的最直接原因，也是他改革体制、走向代议民主政治的关键事件。
从这个角度来说，“江南案”是国民党独政体制衰微的结果，同时反过来又促成了国民党独政体制的终结。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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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的结局
话说陈启礼接到刺*江南的任务后，很快就来到了美国洛杉矶。
他本来一度想要找当地墨西哥裔或黑人去干这件事的，但后来发现，不是自己人亲自动手，很难成事，于是找来了两个竹联帮*手去执行，一个是董桂森，另外一个是吴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