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桂森
据董桂森回忆，当时他们两人潜入江南洛杉矶家的车库，猫着等他来车库取车时，趁其不备，向其开了枪。率先开枪打死江南的，是吴敦，击中江南前额靠鼻心部分。董桂森为了面子，朝江南的尸体补了两枪。
吴敦
董桂森和吴敦*人后，很快逃去了纽约，但直到看见第二天的报纸头条前，两人并不清楚*的这个江南到底是何等人物，只知道是为了完成老大陈启礼交待的“光荣任务”。
董桂森后来坦诚：“我当时对‘江南’唯一的认识，就是他是‘汉奸’。”
案发后，吴敦被判了无期，但仅坐了六年半的牢就出来了——小蒋亲自下令减刑。在竹联帮，他被人称为“鬼见愁”，当时他本来是因为结婚不顺，去美国散心的，结果被陈启礼临时叫去“办事”。
但吴敦的结局还算好的，出狱后，摇身为著名电影制片人，周杰伦早年拍的几部电影《大灌篮》《刺陵》，都是他投资拍摄的，陈启礼的儿子陈楚河，也是他捧红的。
陈楚河与陈启礼父子
董桂森比较惨，他本是眷村军人之后，犯案后，国民党搞“一清专案”，翻脸不认账，他潜逃至菲律宾、日本等地，最后在巴西被抓，并引渡至美国，受审服刑。
在美国法庭，他向法庭声明：“这不是个人的行为，也不是帮派的行为，而是政府的行为。”矛头，直指国民党高层，尤其蒋经国儿子蒋孝武。
可这样的声明，并未减轻他的刑罚，反而招来了*身之祸。1991年2月21日，正在美国宾州路易斯堡联邦监狱服刑的董桂森，被刺*身亡，案件至今未破。
董桂森的父亲，为国民党立过军功，过世后被供奉在忠烈祠。加入竹联帮后，他素来沉默寡言，只做事不问其他。坐牢后，家里一下子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他的爱人肖永芝，靠在家里摆麻将桌、给人烧菜做饭、做牌搭子抽点小费养孩子，但警察经常上门*扰，所以就连这点收入也没了。
坐牢期间，有记者去探访他，他恳请记者帮他传话：“大哥，麻烦你，请情报局跟台中的警察局说一说，请他们放过我家人一马，我的家人还要过日子呦。”
案发后，陈启礼也被判了刑，跟吴敦一样，坐了六年半，于1990年出狱。1991年董桂森被刺*身亡后，陈万念俱收，皈依了佛门。两年后，他退出了帮务，专心于消防器材公司经营，生意版图一度延伸至大陆。
1990年代末期，台湾再度掀起反黑风暴，为躲风波，他出走柬埔寨，过起了流亡生活。2007年，病逝于香港。
江南案中，陈启礼一度相信，就算案发，国民党情报局也会“罩着”自己以及一众参与行动的竹联帮兄弟。但事实证明，国民党情报局纯属大忽悠，一旦出事，率先撇清关系，乃至反过来*人灭口。
但陈启礼也的确不愧一帮之主。他似乎有先见之明，*了江南后，曾特意录制了两卷录音带，交待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其中特别提到，任务由汪希苓下派，以及自身情报员的身份。
他录录音带的目的，本是为了一旦事发，董桂森和吴敦两个兄弟，可拿出来保自身安全。
但这两卷录音带，其中一卷，在辗转过程中遗失，另一卷则落到了竹联帮大护法、人称“白狼”张安乐手里。陈启礼、董桂森和吴敦被抓后，张把录音带交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手里，同时又给了一份记者、公之于众。
应该说，正是这份录音，让“江南案”冲破国民党的障眼法，不至于变成无解的千古悬案。张安乐说，“我把录音交给联邦调查局后，我一觉醒来看到报纸，汪希苓、胡义敏和陈虎门（情报局处长）被捕收押了”。
张安乐，因公布录音，免不了被台当局追捕。后来他逃至大陆，在深圳开公司做安全帽生意，做得好像还不错，再后来，他回去了台湾，组建了中华统一促进党，不断地宣传和推动两岸统一。
当然，这起案件中，被枪*的江南，最可怜。近年来，有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江南确实跟汪希苓之前是认识的，而且领过国民党安全局的薪水，一度是为“党国效力”的。
他原本是一名记者，经常世界各地跑，后来定居美国，据说就靠卖情报、写书和做点小买卖为生，他写《蒋经国传》时，汪一度警告他别太过分，可书中，他还是写“蒋经国是中国最后的一位皇帝”，而且，他还表示要继续写国民党高层的黑幕。这就把汪彻底激怒了。
他被刺*后，其遗孀崔蓉芝在美国起诉了国民党当局，获赔145万美元，后转嫁知名报人陆铿，曾一度定居云南。
而据说该案最后真正的幕后大BOSS蒋孝武，虽然没有受法律惩处，但也因这事被外放日本和新加坡，从此淡出台政坛核心。这也意味着，“蒋家王朝”宣告终结。
余论
很多生活在内地的人，经常会有个印象：
台湾、日本和美国这样的地方，黑社会好像非常猖獗，加上影视剧渲染，更感觉当地黑社会无处不在似的，同时似乎也很少听到内地有什么黑社会大佬的英雄故事。
电影《教父》中有一句台词很经典：政治与犯罪是同时出现的。这话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有白社会就会有黑社会，两者是相伴相生的。
所以大陆也有黑社会，这点毫无疑问。只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咱们这边确实对黑社会比较“狠”，采取的治理方式，是“除恶务尽”式的。
但因为黑社会就跟苔藓一样，不可能一劳永逸除掉，所以这就形成了波浪式、运动式的治理模式。如果大家了解咱们这边“扫黑除恶”或“打黑除恶”的行动就会知道，其实这种行动，大概每隔十年，就会来一波猛的。
也正是得益于这种强势治理，内地的黑社会组织，出现是免不了出现，但极少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能坐大的，更别说延续数十年，然后大而不倒了，自然的，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大佬传说”。
与此相对，如果大家了解点海外包括港台地区的黑社会历史，又会发现，黑社会组织，多数时候比白社会政权还“命长”，他们往往能在不同时代政权更替的缝隙中生存下来。
比如以反清复明为要旨的天地会，明朝都亡百年了，乃至清朝也不在了，他们还能存活，像洪门、三合会就是自最早的天地会分化出来的，再比如竹联帮，国民党独政体制早就消失了，可它至今还活着。
为什么会这样呢？核心原因是，海外的黑社会治理模式，与咱们内地大不一样，多采取“共存治理模式”，即只要黑社会不要干得太出格，或出现大规模火并之类，警察一般无视，或默认其存在，甚至与其合作，维护一方治安。
那为什么海外的黑社会治理模式跟我们不一样呢？这就要说到治理成本问题了。
像过去国民党治下的台湾，包括以前的香港、澳门，确实就很难像今天的内地一样，付出巨大的行政、警务资源，每十年就来一次“扫黑”或“打黑”。
他们的体制，决定了能拨给这一块的资源非常有限。像回归前的澳门，黑社会组织，敢与当地警察公开叫板，乃至公然火力对抗，因为流氓比警察还多，双方打起来，警察反倒吓得屁滚尿流，甚至以度假为名避风头。
如此一来，当地的警察，也就更倾向于与黑社会组织“和平共处”。
而小老百姓也常常是短视的，他们宁愿每个月定期给黑社会组织交更少的保护费，也不愿意每年花更多的钱让政府去定期治理黑社会——而黑社会只要能把握老百姓的这个“小九九”，保护费别收太过分，也就能安然生存下来。
但这种模式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它很容易滋生出巨型、大而不倒、能与政府组织抗衡的黑社会组织，以至于延续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像日本，不就这样了吗？黑社会都快成基础设施了，见怪不怪。
很多来内地旅游的老外，经常赞叹内地治安好，半夜跑出去溜达，丝毫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反倒是身处其间的我们自己，似乎都理所当然、见惯不怪了。
但其实呢，像空气一样的安全感，是我们付出了巨大成本和资源才维持下来的，从来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所以那句话没错，“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全文完）
作者：左页。前媒体主编，专注国际时政、财经和历史。
部分参考资料：
《台湾黑社会内幕》，王建民，新华出版社
《北洋政府时期厦门的“黑帮籍民”和当地军阀政权的关系探析（1914-1926）》，任亚兰，厦门大学硕士论文
《江南案枪手董桂森：我们是为了国家？！》， 梁东屏，时报出版
《蒋经国传》，陶涵，时报出版
《蒋经国传》，江南，中国友谊出版社
《我们台湾这些年》，廖信忠，台海出版社
《魔鬼经济学》，史蒂芬·列维特、史蒂芬·都伯纳， 中信出版社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左页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