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3e 《历代帝王图》之隋炀帝
图3f 《新定三礼图》之皮弁
无论如何，在《历代帝王图》的图像系统内，着冕冠的帝王显然与不着冕冠的帝王构成鲜明对立，尤其是南朝四帝，无一例外均被加以与冕服有别的“便服”。画家为何如此安排，王恽、孙星衍、李恩庆等均未有所解释，沉从文粗略判断：“全画人物面貌虽有异，服制却多相同，所反映的只是隋、唐人沿袭汉《舆服志》三礼六冕旧说及晋南北朝画塑中冕服而产生的帝王冕服和从臣朝服式样，和汉、魏本来情形并未符合。”[29]这里，沉从文追究了《历代帝王图》中皇帝冕服的来源，指出其系以《续汉书·舆服志》六冕旧说及晋南北朝画塑中所见冕服为据，并非本于实际情形。
沉从文的上述判断没有论证，且未提及部分帝王着便服的缘由。这之后，陈葆真通过详实论证提出独特解释，概括其见解要点如下：
1.赞成富田幸次郎、吴同等的意见，将画卷分为前后两段，前段包括汉昭帝、光武帝、魏文帝、吴主孙权、蜀主刘备、晋武帝，后段包括陈宣帝、陈文帝、陈废帝、陈后主、周武帝、隋文帝、隋炀帝；后段为七世纪作品，前段则是根据后段图像摹作，成于十一世纪之前；全卷图像设色经过后人添补；榜题也可能为后人所加。
2.较早的后段，画家以北方诸帝的衮冕象征后周和隋为天下正统政权，而梁、陈诸帝（陈文帝、陈废帝她认为应为梁简文帝和梁元帝）的便服象征地方政权。
3. 较晚摹作的前段，在图像方面，画家仅择取后周武帝和侍者的造型，作为图式典范，重复制造出五组大同小异的帝王群像，排列在穿便服的“汉昭帝” （他认为是王莽）之后。每个皇帝的脸部表情差异不大，未能显现这些人物的个性。画家的兴趣在于表现“正统观”，利用以上六个依顺序排列的皇帝，来反映从汉到西晋之间各代政权转移的连续性和正统性。[30]
可以看到，陈先生系以《历代帝王图》中作为“原迹”的后半段为据、且排除榜题的干扰而进行解释的。在她看来，《历代帝王图》中皇帝着冕服与否并非基于某个图像渊源，而是蕴含了画家的正统性意识在内，着冕服具有正统，反之则否。
进言之，陈先生是在将《历代帝王图》的创作与唐初政治意识相联系的前提下做出这番解释的，她认为，《历代帝王图》的后段原迹可看作是唐太宗个人对梁、陈、周、隋四朝整体功过的总评，与贞观时期修撰南北朝各朝历史的背景关系密切；唐太宗及贞观朝所修诸史系以北方的周、隋为正统，南方的梁、陈为地方政权，故《历代帝王图》中遂以冕服加于周武帝、隋文帝，而南朝皇帝则被配以便服。
将《历代帝王图》与政治意识相联系，陈先生并非首创。如陈先生所论，以往关于《历代帝王图》的研究，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图像的风格分析，二是画者的探讨与作品的断代，三为图像功能的探讨。第三类代表即石守谦在1987年刊出的《南宋的两种规谏画》一文，指出《历代帝王图》具有积极的政治规谏作用，显然亦注意到图像呈现与政治意识的关联[31] 。在此意义上，陈先生的研究可说是位于其延长线上。不过，陈先生却未像之前研究一样着眼于《历代帝王图》中诸帝王相貌、形态的优劣，借以论述画家褒贬，而是瞩目于更醒目、也更具深层次意义的帝王冠服的差异，从更为宏阔的初唐历史认识予以解释；且其立论不立足于单个帝王，而是将《历代帝王图》视作一个整体，重视诸帝王之间的结构性联系，尝试从整体上把握创作意图，由此提出富有深度的图像理解，大大推进了学界对《历代帝王图》的认识。故而她的意见发表后颇受好评，并被视为典范研究收入作为“台湾学者在中国史领域代表性著述汇编”的《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学者也多沿袭这一见解，陈文曦在《阎立本的〈十三帝王图〉初探——以冕服“十二章”纹饰为基准》一文中且进一步认为：
在《十三帝王图》中关于帝王的穿着冕服与便服的不同，似乎也暗示作画者对于帝王的评价，穿冕服的帝王有的是开国之君，如：汉光武帝、晋武帝、蜀主刘备、魏文帝、吴主孙权。另一类穿冕服者是灭陈朝的帝王，如：隋文帝、后周武帝。此外在穿便服的帝王中，又以姿态来分站姿和坐姿。着便服站姿者，如：汉昭帝、陈后主。着便服坐姿者，如：陈宣帝、梁元帝、梁简文帝。
作画者藉由穿着的冕服和便服的不同、站姿和坐姿的不同，初步地划分帝王的评价高低、褒贬之意，开国之君与亡国之君的差异。[32]
可以看到，陈文曦在陈葆真设定的冕服、便服之别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站姿、坐姿的维度，由此形成更复杂的评判帝王正统、褒贬的标准[33]。无待赘言，陈葆真等以冕服蕴含正统观及褒贬，且将其与贞观朝修史，亦即以唐太宗为代表的时人的历史认识相关联，此即如陈文标题所述，“图画如历史”。而这种关联，从理解图像的一面来说是以历史来解释图像（“以史证图”），但另一方面，图像无疑也构成了呈现历史的一个佐证（“以图证史”）。
二、“冕服=正统”、“便服=非正统”说辨疑
对于陈葆真将《历代帝王图》中皇帝着冕与否诉诸唐人正统观的解读，亦有学者提出疑义。如沉伟在实地观察后发现今所见《历代帝王图》上有缀合痕迹，系由六段画卷拼合装裱而成，由此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确认现存图卷只是一个残本，原本一定不止于目前所看到的“十三帝王”。因此，他认为：
既然该帝王图卷有着明显的缺失，则本画卷图像与史书编撰之间的关系，就难以获得更充分的论证，因而不足以说明陈葆真文章中所认为的——与初唐“修史关系密切”。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论述到：
也许陈葆真所忽略的是：“图画”与“史实”的关系，未必就是单纯的一个“如”字，而其更应该是一个“补”字，所谓“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若此《历代帝王图》之类的绘制，就不是出于史书撰述之后的一一对应的“图解”，而不过是传统以来人物图像绘画方式在功能价值上的体现。[34]
要言之，沉伟并不否认《历代帝王图》具有宽泛而普遍的政治教化意涵，只不过他强调由于现存图卷并不完整，因此不能将《历代帝王图》与史书编纂间的关联坐实。
不过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沉伟虽然认为陈葆真将《历代帝王图》中帝王形象视为与史书一一对应的“图解”的认识过于勉强，但对陈先生所揭示的冕服与正统的关联并未提出直接挑战。事实上对于帝王图蕴含正统意识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接受了的，只不过他认为，《历代帝王图》卷的原貌，当绘制更为宏大的图像序列，以与唐初的正统史观相辅而行，达成“图绘”的意蕴[35]。
那么，《历代帝王图》中画家以冕服、便服加诸不同帝王，其用意是否即如陈葆真所说是“利用了图像来诠释历史”，借以呈现唐初君臣的正统意识呢？仔细核检图像，不难发现其中存有若干矛盾。
其一，隋炀帝着皮弁。按照“冕服=正统”、“便服=非正统”的逻辑，则身着皮弁的隋炀帝显然应属非正统。不过征诸史实，隋炀帝虽为亡国之君，其法统地位却无可置疑。大业十三年（617），攻入长安的李渊拥立代王侑为天子，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第二年炀帝身死，“崩问至，帝乃率文武群贤僚佐，从少帝举哀于大兴后殿。帝哭哀甚。有谏止帝者，帝曰：'吾为人下，丧居何可不哀！'”[36]李渊所为究竟发自内情还是惺惺作态暂且不论，但这番“表演”无疑显示出彼时隋炀帝仍为天下共主。而在李唐建国后，炀帝的法统地位仍维持不坠。《册府元龟》记后晋天福四年（939）太常礼官议立唐庙，云及“按武德故事，祀隋之三帝”，可见在武德年间，炀帝仍作为前朝帝王享有祭祀[37]。又《唐六典》载陵庙守户，“周文帝、隋文帝陵各置二十人，周、隋诸帝陵各置十人”[38]，既在周文帝陵、隋文帝陵外另及周、隋诸帝陵，显然炀帝陵也应包括在内。尽管炀帝陵的陵户并未达到中宗景龙三年（709）太常博士唐绍上疏议诸武、韦陵墓守户时所云“先代帝王陵户，准式二十人”的标准[39 ]，但炀帝陵既设置守户，表明至少在有唐一代其法统地位无可争议[40]。而近年出土的制作于贞观年间[41]的隋炀帝墓志，志题称“随故炀帝墓志”，显然也是对炀帝法统地位的肯定[42]。或许是意识到这一点，陈葆真针对着便服的帝王于“非正统”之外又加上了“亡国之君”，试图弥合“正统着冕服”与炀帝着皮弁的矛盾。不过这一专门针对炀帝的设定，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冕服与正统的关联。事实上，正如后文所述，炀帝着皮弁乃是画家基于炀帝日常服饰所作的创作，与是否正统无关。
其二，周武帝像题记中的“无道”。案《历代帝王图》在诸帝像的前方上面都有或长或短的题记，其中周武帝像题记最长，作：“后周武帝宇文邕，在位十八年，五帝共廿五年，毁灭佛法，无道。”（图4a）显然，语含批评的“无道”二字与身着冕服、具有正统的周武帝格格不入。对此，陈葆真以“无道”二字墨色较淡，推测或为后人所加。不过，为何后出字迹反而墨色较淡，这似乎不太好解释，因此更有可能的情形则如吴同所说，即是原题记被后人刮去的残迹[43]。又陈先生以“无道”这种强烈谴责的评论，与其他帝王像题记所见只述事实而不作褒贬的措辞格式不同，论其为后人添加。不过仔细审视与宗教相关的三则题记，不难发现原题记作者做这种评判完全是可能的。
图4a 周武帝像题记
图4b 陈宣帝像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