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结尾，作者写到市井四大奇人：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
四大奇人，究竟奇在何处？
最突出的一点，是他们外在身份与内在精神世界的错位。
看身份地位，这四位都是市井小民，靠操持着世俗的“贱业”勉强度日；看其内在精神风貌，却是比当时读书人境界更高的知识分子。
季遐年，无家无业，在寺院里安身，却擅长写字，不学古人，自创格调。（这和王冕自学画画差不多，也只能这样了，穷人家的孩子，按部就班接受艺术培训毕竟不现实，只好将之归于天赋，属于老天爷追着喂饭吃那种。）
王太，祖上种菜卖菜的，到他这一代，连菜园子都保不住了，只好以卖火纸筒子为生，然而，他喜欢下围棋，水平很不一般。
能诗善画的盖宽，以前家里开当铺，他像杜少卿，仁慈宽厚，很快沦落到变卖田地房产的地步，开了一间小茶馆、每天挣五六十个钱糊口。
荆元是个裁缝，大概因为心灵手巧，也擅长弹琴作诗。
一个人能否被称为知识分子，并不能只看身份。
就像范进、匡超人之流，虽然通过科举做了官，但是思想和品行却仍是落于下流。
四大奇人虽然社会地位低下，骨子里却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琴棋书画，在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专属标志，绝非一般俗人轻易能够涉足。
陶渊明隐居田园，据说也有一把无弦琴，大概他并不会弹，只是时时拂拭，聊以寄托情怀。
大观园中，也只有林妹妹精于琴技。
学书法，需要下苦功，智永禅师的笔冢，怀素的千棵芭蕉，王羲之家门口的池塘，都是铁证。
至于下棋，更是和仙人有扯不清的关系。晋人王质烂柯的典故，就是棋与仙人的缘分。
知识分子，有了一定的文化素养，再有兴趣和时间，才有可能亲近艺术。
凡夫俗子，挣扎在社会底层，每天的时间和精力全都用来忙着解决吃饭的问题，成为艺术家的概率有多大？
所以，这四位奇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就形成了奇妙的落差。
也许有些不现实，但不妨将其理解为作者未来知识分子的希望。
那就是要能谋生，在物质上要能养活自己。
只有经济上能独立、不贪求，才能避免在精神上依附他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所以，四大奇人的行为在一众钓名沽誉的人群中间，也就显得格外奇特了。
季遐年，简直是摆谱的明星，牛得不行。他写字之前要斋戒一天还要磨墨一天，还不要别人来磨，要用别人用坏了的不要的笔来写，要三四个人替他拂着纸，还得他高兴了情愿了才写。倘若不高兴，任你多大的官，拿多少银子来，他也不写。写字得来的钱，自己吃了饭，剩下的就随便给了穷人。施御史的孙子叫他写字，却又以貌取人慢待他，他就大骂：“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人家无欲无求，真牛！
王太，下棋胜了国手，不吃人家的酒饭，不要赢来的银子，只觉得“心里快活极了！”这是热爱的境界，绝非“国手”之流借以博取名利。
荆元，安心做裁缝，他说：“我们这个贱业，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他不与读书人相与，“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盖宽，随遇而安，诗画自娱。
他们多才多艺，个性洒脱，对生活保持着淡然、超然的态度，过着类似于“隐士”的生活。他们放弃了传统知识青年“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选择，不为八股而活，不为帝王而活，只为自己而活。琴棋书画，在他们这里，是纯粹的艺术享受，是独立的精神追求，而不是景兰江之流雅得太俗的假名士，也不是历来士人借以获得晋身之阶的工具。君不见，当年的帅小伙王维诗书画俱佳，却也要凭一曲《郁轮袍》谒见玉真公主，再奉上诗作，以期获得贵人的提携。
四大奇人的生活，真的是知识分子的理想生活吗？
他们找到了艺术这个安身立命的精神支点，似乎可以安之若素了。然而，奇人不可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隐士生活不过是无奈之下的自我放逐。
一个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他们并不可能脱离社会大环境。在明清封建末世衰落的社会背景下，大家都不会有好的结局。王太祖上的菜园子都保不住，盖宽最终只得去给人家坐馆，社会经济的萧条可见一斑；王冕最后家里是“蟏蛸满室，蓬蒿满径”；盖宽所见的泰伯祠，已然倒塌荒芜，器物柜子都没有了……
四大奇人的理想生活，只能为自己争取一定程度的内心平静，就像做了一个短暂的梦，梦醒后环顾四周，仍是无路可走的悲凉。
不仅仅是知识分子，每一个人的人格独立、个性解放，都要依赖于全社会的改革和进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自觉的文化担当意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责任担当精神，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内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