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宋柯犹豫之际，付翀抢先一步，辞职自己开公司，赶忙把仨人签了。签约之前，付翀问大张伟，你们乐队叫什么啊，大张伟羞涩地说：“迷糊宝贝。”
付翀觉得太他妈扯了，指着大张伟14岁时写的那首《花》说：“你们就叫‘花儿乐队’吧。”
累归累，但第一张专辑出来，所有汗水都值了。那一年，花儿以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人乐队身份出道，《幸福的旁边》算起来差不多卖了四五十万张。要知道当初朴树的《我去2000年》第一波也就卖破30万，打着“中国摇滚未来希望”名号的花儿卖到这个数，已经很吓人了。
花儿刚出来那会儿，由于是第一支未成年乐队，具备朋克属性，许多歌的确抒发了青少年叛逆、忧愁的心声。那时，大张伟将《麦田里的守望者》翻了个稀烂，下笔处都有霍尔顿的影子。
2000年，连《华尔街日报》都介绍了花儿，把《向我开炮》和《放学啦》两首歌的歌词刊登出来。
发行第二张专辑《草莓声明》后，大张伟带乐队出去演出次数越多，他就越是发现，其实台下那帮孩子，根本不喜欢摇滚，也不喜欢朋克。他们喜欢的，不过是朋克所代表的叛逆姿态。好多次演出，蹲在前排的那帮孩子就用手捂住耳朵，用一种特别奇怪的眼神看着台上的花儿。大张伟将其形容为：“我看他们听音乐的状态都特别痛苦，那眼神就跟看台上是一沾了尿的裤衩似的。”
而更大的厌倦，来自于滚圈儿内部。
2000年前后，中国摇滚是彻底颓了。魔岩撤退后，滚石再签艺人已经是唱《冷酷到底》那哥俩好。窦唯不唱了，张楚回西安，唐朝走入下坡。大张伟再去圈儿里混，发现好多30多岁的人还在硬撑。
发现摇滚在本土越来越不成立之后，他就跟公司说想换音乐风格，可付翀告诉他自己热爱摇滚时一个月两百块钱也能活。
据大张伟回忆，付翀对花儿掌控欲很强，老想弄出个惊人的批判性的东西，可十八岁之后大张伟并没有那么多的愤怒，他觉得音乐首先是让人舒坦而不是让人糟心，写点流行歌也没什么。双方一拧巴，就闹了解约。
最终，花儿赔了40多万违约金。辛辛苦苦好几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写给付翀的歌都不能再唱了，商演一个也接不到。穷的时候，还得管爸妈要钱。大张伟心慌，整天把自己封闭起来写歌，就想怎么才能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