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是一种政治文化，后者则是一种关于人命运的选择术。而本文要重点关注的，则是这一与政治相关的天文星占学。
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是读到海麟的大作《五星聚：星象中的天命转移与王朝盛衰》。五星聚于某处是古代天命承转最重要的天文星象，海麟在书中讲了商周之变的天象，汉唐宋朝代更迭的五星聚，以天文星象为线索，以政治史的视角敷陈故事；书中还使用了大量的现代科技手段模拟出当时具体的历史地理条件下的星图，比较详细地解读了历史上历次“五行聚于某舍”（有的不是五星）的情况，指出很多都是在具体政治形势或政治格局中杜撰的这一历史事实。黄一农就曾经指出，中国历史上的荧惑守心以现代天文学手段进行推算之后，往往都是杜撰，是配合具体政治事件的天文星占解释。海麟书中也屡次提示这一点。
以现代科技手段对天象进行复原，对于搞清楚历史真相当然有相当的助力，但读罢此书之后也不禁令人思考：古人的天文星占学在政治生活中到底起什么重要的作用？或者说，对于古人来说，天象的绝对真实到底是否重要，政治中追求的是不是只是一种相对的真相，他们更看重的是天象以及它演生出的天文星占学在政治解释和政治文化中的作用？如何理解这些问题，那么我们或者就要从海麟的写作中向前更进一步，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去理解天文星占学作为政治面相的游戏规则，去看古人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看待这些他们描述出来的天象的具体意义。
《五星聚》，海麟著，后浪｜九州出版社 2023年10月。
武王克商的天象解释
天象与政治相关，起源相当之早，《左传》《国语》中已经有相当多的这类记载。《国语·周语下》记载周景王与伶州鸠关于七律的对话，就提到了武王伐纣时的天象：
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逄公之所凭神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经纬也。
《国语集解》，〔三国吴〕韦昭 注，徐元诰 集解，王树民、沈长云 点校，中华书局 2019年8月。
这段话，如果让一般人来看，无异于天书，每个字都认识，但如何破解其中的信息，则完全无从下手。我们先来解释其中的关于古代天文学知识的意思：
“岁在鹑火”即岁星纪年法中的鹑火年。在春秋以前及战国普遍采用是星岁或岁星纪年。将黄道附近的一周天，平均划分为十二等分，以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作为其位置的名称。岁星约十二年绕天一周，运行至鹑火位就记为鹑火年，十二年循环一次（但木星运行并非恰好是12年一周天，而是11.8622年一周天，因此每过80年岁星便发生一次超次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超辰”）。后文中“日在析木之津”，是以十二星次纪日，意思就是运行到日躔至析木所在的那个位置；“天鼋”是玄枵的别称，“星在天鼋”即辰星在玄枵。“月在天驷”即月亮运行到二十八星宿中房宿对应的位置。天驷就是房星。
另外，这其中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分野，将天上的星空与地上的国、州相对应，用以占验吉凶。中国古代使用十二星次和二十八星宿划分天区，将之与地理区域对应，十二星次和二十八星宿又构成对应关系，在战国时代又加上了各诸侯国，汉代又改成各州的对应，列表如下（这个表后文还会频繁用到）：
按照《国语》韦昭注的解释，以上涉及的都是武王伐纣从出发东行开始，中间经过停留，又再次出发，渡过孟津，至此年冬至的日子。后人根据这一时间定点来判断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依据不同时期的历法，所得的日期各异。但这并不是伶州鸠所言的重点，他要表达的是，这些日期中，星象的天命意涵：辰星和日、月交汇的位置，都在北方水位，这是颛顼建国之处，后来帝喾则继承了颛顼的帝业（颛顼为水德，而帝喾为木德，殷以颛顼为先祖为水德，周以帝喾为先祖为木德，现在周取代殷，就如帝喾继承颛顼）；姬姓出自天鼋（玄枵）分野（周文王的父亲是王季，王季的母亲是太姜，太姜是逄伯陵之后，逄伯陵所在的是齐地，于星次为玄枵，所以说姬姓出自天鼋）；到析木分野，涉及到建星和牵牛，则是先祖母太姜的侄儿伯陵之后逄公死后神主配食凭依的星宿。韦昭在给《国语》这一段作总结时说：“言天鼋乃皇妣家之所凭依也，非但合于水木相承而已，又我实出于水家。”就是说周武王克商所选择的时机，从星象上来说，昭示了水木相承，且合于其母家所出。由此看来，武王克商选择的时机都与天象对应，而天象又与政治直接关联。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本身就具有一种政治文化属性，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政治。从列国时代到帝国时代，天文学都始终在调试自身，以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治形势的变化，天文学都在为时局和政事提供合理性解释，以证明其合法性与正当性。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是天空中的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