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之《天象分野图》。
随时而变：
天文星占学的调整
在战国时代，战争是列国之间最常见的政治行为，天文学在此时最大的服务对象就是战争。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谈及战国时代的天文学时指出：“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战国以来的列国争霸和兼并战争，让天文星占之学与战争的关系尤其密切。并且，这种与战争的关系还会随着时代不同实时调整，以满足时代的需要，这里举一个“阴国”、“阳国”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史记·天官书》上说：“昴、毕间为天街。其阴，阴国；阳，阳国。”《史记正义》：“天街二星，在毕、昴间，主国界也。街南为华夏之国，街北为夷狄之国。”唐代李淳风《观象玩占》中说：“毕主河、山以南，中国也。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昴毕之间谓之天街，阴阳两界之所。分毕为阳国，昴为阴国。”其中的河指黄河，山指华山。结合这三者可以知道，以二十八星宿中的昴宿和毕宿为天街，以南为华夏，以北为夷狄，也就是说，夷夏的分野就以昴、毕二宿为准。在《天官书》的另一处地方，还有对阴国、阳国更加详细的描述：
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占于街南，毕主之。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
意思是秦并天下以后，天上以昴毕为界，地上以河山为界，其东南为中国（中夏之国，下同），其西北为夷狄。东南为阳国，而西北为阴国。以昴毕二宿为准，将日月五星分成两组，凡是占验中国，则以日、岁星（木）、荧惑（火）、填星（土）为准，凡是占验夷狄，则以月、太白（金）、辰星（水）为准。
司马迁区分夷狄与中国的阴阳，依据的是星占学上的昴毕分野，在“大一统”思维下，这种划分没有问题，也不会成为问题。但是，在马王堆帛书《五星占》中，却有另外一份区分阴阳的名单：
越、齐〔韩、赵、魏者〕，荆、秦之阳也；齐者，燕、赵、魏之阳也；魏者，韩、赵之阳也；韩者，秦、赵之阳也；秦者，翟之阳也，以南北进退占之。
帛书《五星占》的描述，恰好就是战国时代诸侯国的相对位置。相对于秦、楚而言，越地、齐国、韩国、赵国、魏国在其东南；相对于燕国、赵国、魏国而言，齐国在其东南；相对于韩国、赵国而言，魏国在其东南；相对于秦国、赵国而言，韩国是在东南；相对于翟而言，秦国在其东南。这种阴国、阳国的描述，恰好与司马迁所描述的夷狄与中国的阴阳方位相同。
由此我们知道，原来在战国时代，阴国、阳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诸夏各国也以方位来区分阴国与阳国，a在b之东南，则a为阳国，b为阴国。但是到了秦统一中国之后，在当时中国概念中的各国消失了，这种阴国、阳国的概念就被用来指称中国与夷狄的地理位置关系。这一概念所实用的边界，实际上是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在不断调整。
《天地之间》，邱靖嘉著，中华书局 2020年12月。
与之类似的，是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天文分野系统，邱靖嘉就指出，从战国时代到汉代，不同时代以不同的地理区域对应天文分野，实际上也是天文星占之学在不同的时代，针对不同的政区地理形式，作出的适应性的调整。从《淮南子·天文》、银雀山汉墓《占书》、马王堆帛书《日月风雨云气占》等文献的十三国到《史记·天官书》十二州，这种调整体现得尤为明显。
除了这种对原有概念的调整之外，随时代变化而在原有的天文星占知识中增加没有的内容，也应该被看成调整的一部分。如马王堆帛书《五星占》中的中央土黄帝：
中央土，其帝黄帝，其丞后土，其神上为填星，实填州星。岁【□□□□□□□□】。（既）巳（已）处之，有（又）【西】东去之，其国凶，土地榣（摇），不可兴〈与（举）〉事用兵，战斲（斗）不胜。所往之野吉，得土。填之所久处，其国有德、土地，吉。填星司失【□□□□□□□□□□□□】□䢫（随）丘□【□□】大起土攻（功）。若用兵者、攻伐填之野者，其咎短命亡。孙子毋（无）处。中央分土，其日戊巳，月立（位）正中=（中，中）国有之。
这一段占辞是降中央土与黄帝、填星（土星）、十二地支中的戊己联系，还讲了填星运行失常将会导致的灾异。相似的内容又见于《史记·天官书》：
历斗之会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黄帝，主德，女主象也。岁填一宿，其所居国吉。未当居而居，若已去而复还，还居之，其国得土，不乃得女。若当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东去，其国失土，不乃失女，不可举事用兵。其居久，其国福厚；易，福薄。
《天官书》中同样也将中央与黄帝、填星、戊己等联系起来，也讲了填星失行会导致的灾异。司马迁应该是继承了《五星占》所代表的天文学说。但不同的是“主德，女主象”以及“得女”、“失女”等内容。加上了这些内容的原因，这恐怕和汉代的女主政治以及郊祀有关。汉初吕后称制，给西汉政治造成的影响不言而喻。这种影响反映在天文星占知识中，表现为将女主与星象联系。传世文献中这类记载的突然增多，可以看成是对当时政治的一种反映。另外，所以会将女主与土联系，与在郊祀中祭祀太一与后土的“王者父天母地”的观念有关系，皇帝称天子，为上天之子，以天为父，以地为母，虽然没有礼学上的依据，但是却是周代以来“天子”概念衍生出的一种通识性认识。而在秦统一天下之后，天子的概念被神化，以地为母的认识也就得到了强化。所以《天官书》称为“女主象”。
将填星与女主相联系的说法在《五星占》实际所反映的战国时代还没有，可能是汉初占星家受到汉初皇后长期执政的政治环境的影响，结合后土观念而重新发明的观念。由此推测，这一关于“女主象”的说法的增加，正是当时政治现实的反映。
由上述的内容可以看出，天文星占学始终在试图为现实政治局势的变化，寻找天文学上的依据，调整原有的知识系统，在原有知识中假如新知识以解释现实，是其适应现实的两种基本手段。
《制天命而用》，黄一农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年2月。
受命与天象
不少人读《史记》其实并不理解，为什么司马迁要将刘邦在沛县时，以及争夺天下时流氓的一面写出来，将项羽放在本纪中，对他表示深切的同情。这不是抹黑汉高祖的行为吗，为什么他还没有被当时的汉武帝下狱处死，反而在李陵之祸以后，让他担任了皇帝最重要的近臣之一中书令，最终让《史记》得以完成。
细读《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大家也许会发现一处细微的差别：
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枳道旁。
班固改编司马迁之文而来，唯一不同的就是多了这句“五星聚于东井”。这一句是班固原创的吗？不是，这是从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抄来的。《天官书》中说：“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班固只是将他从《天官书》中搬了过来。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开元占经》中就说：“岁星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这句话是说，金木水火土五星同聚于二十八星宿中某一宿，那么这一宿所在分野之下的国君可以以行仁义而得天下。东井是战国时代秦国的分野，所在地区就是关中地区，而此时恰好是刘邦已经占据了关中地区，所以“五星聚于东井”，正是汉家得天命的象征。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不把这一条关键内容写进《高祖本纪》里，反而要写刘邦的少年“黑历史”呢？其实就是史笔中的互见。塑造刘邦的任侠无赖形象，而这样的人也能以五年而有天下，除了天命以外，实在是无法解释。如后来者读到《天官书》“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一段时，又回过味来，原来天命确实在汉，无怪乎刘邦能以亭长起事，区区五载就能得到天下，天象昭昭，原来所以定此年为汉元年的奥秘在这里。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实在所言非虚。这种互见的手法，较之班固直书其事的笔法，又要高出一个层次。而两者之间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从天文星占之学的角度上，充分彰显汉家得天命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明嘉靖吴悌《昊天成象图》
三国时代，魏蜀吴三家为了说明自家继汉以后而得天命，在禅代和继统上利用天文星占之学大做文章。《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引《献帝传》中记载的许芝奏魏当代汉的天象依据时说：
夫得岁星者，道始兴。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东井，有汉之分野也。今兹岁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应，并集来臻，四方归附，襁负而至，兆民欣戴，咸乐嘉庆。
这里用了两个故事，一是武王伐纣时岁星在鹑火，是周的分野；一是五星聚于东井，东井乃是汉所据的秦故地的分野；大梁是魏的分野。此时的曹丕已经继承了曹操的魏王爵位，岁星在大梁，意味着魏当据天命而代汉。
《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记载建安二十五年曹丕代汉称帝，改元黄初，当时流传汉献帝被害，刘备遂为献帝发丧，于是群臣因上表：
近汉初兴，五星从岁星谋；岁星主义，汉位在西，义之上方，故汉法常以岁星候人主。当有圣主起于此州，以致中兴。时许帝尚存，故群下不敢漏言。顷者荧惑复追岁星，见在胃昴毕；昴毕为天纲，经曰“帝星处之，众邪消亡”。
汉高祖兴起时，五星聚于东井，此时蜀汉只有四星，但这并不影响刘备受命。因为按照当时的解释，只候岁星也是可以的。岁星在西，意味着西边而不是东边（孙吴）和中原（曹魏）会有受命之主，但当时献帝还在，群臣都不敢表态。等到现在荧惑再次和岁星相遇在胃昴毕三宿，胃昴毕三宿属西方白虎，本来应该是冀州的分野，但这里只取西方之意。说明受命之主，就是在中国之西，益州之地，就是刘备。但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他从道理上不能代汉称帝，因此就号为“中兴”。
可以看出，魏蜀双方，在论证谁该受命的问题上，对天象进行了灵活的解释，找到前代依据，根据天象对证据进行组织加以灵活解释，结合自身需要，在曹魏则为禅代而受命，在蜀汉则如光武之中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