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性不改中文谐音教唱,一生不变粤语版完整谐音教唱

首页 > 娱乐 > 作者:YD1662024-05-12 07:41:20

旅行者本雅明。

遗憾的是,时代很快就收缴了这位旅行者的通行证。

1935年,滞留巴黎的本雅明接到一封忧心忡忡的来信,写信的是柏林同乡、后来《摹仿论》的作者奥尔巴赫

(Erich Auerbach)

。奥尔巴赫彼时已流亡到伊斯坦布尔,为助本雅明摆脱时代的厄运,他推荐了巴西圣保罗大学德语文学的教职。

后来的历史人们都知道了。然而,如果宣称历史的未完成至少是人类思想的一种极限经验,那么,这执拗的经验无非来自人作为一种类存在,不仅能够记忆,也耽于幻想,还始终怀有心愿。

如果本雅明当时谋到了这一教职并顺利成行,他或许将与列维-施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

风雨同舟,穿过“忧郁的热带”——至少,无论如何他也会在目的地遇到这位漂洋过海的法国同道。那又该是一片怎样的风景呢?等待我们的会是另一个本雅明,另一场永无止境的相遇吗?

或许只要能够做足准备,就会命中注定般在某个时刻与任一个本雅明相遇,无论他寄身于闲逛者、收藏家、文学批评家、哲学家、神学家或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也许,并没有“另一个”本雅明,只有作为方法的本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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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的工作方法:作为一种文风的“思想图像”

本雅明的复杂性使他在20世纪的西方思想家中独树一帜,而对本雅明的定位之难,从根本上来说,是不能在既有的参考框架下给出恰如其分的身份界定。

我们都很熟悉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在《启迪》前言中给本雅明的那一连串“不是XX”的称谓,对这位既不是诗人也不是哲学家的本雅明,阿伦特只能力求说明他“诗意地思考”。今天我想谈一谈本雅明的工作方法,就从这里谈起。

当阿伦特评价本雅明“诗意地思考”时,“诗意”指的是“隐喻”

(Metapher)

。她说:“本雅明令人如此费解之处,在于他虽然不是诗人,但却诗意地思考,因此隐喻必定是对他而言,语言赋予他最大且最神秘的礼物,因为隐喻在‘传递’

(Übertragung)

的过程中使不可见之物变得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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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阿伦特在开设关于本雅明的讲座。

隐喻作为一种修辞表现手法,其核心是形象。本雅明的诸多概念和理论比如“光晕”

(Aura)

、“游荡者”

(Flaneur)

等,首先都是取之于形象,并且,本雅明对这类概念的处理一般是进行形象化的描述,而不做抽象化的定义,譬如那句著名的对“光晕”的定义。这样的运思方式是在用形象思考,或在形象中思考。

本雅明早期的认识论也认为,哲学应是一种形象化的表征活动,未来哲学的任务是在“具体的经验整体”中表征真理。他的方法是语文学的,很多时候并不假以概念演绎和理性论说,而是用实际意象去切入现实世界,与其说是概念认知,不如说是意象展示。每一个意象定格,就成为图像。这是一种空间化的表达方式,对立于线性逻辑和层层推理。

本雅明的许多作品,尤其是当后期尝试离开纯粹的理论领域,将大多数思想关切投射到政治和社会日常中后,这样的文本特质就愈发明显:形象化的表述代替缜密的论证,对具体之物的观察多过抽象明确的论断,迂回停顿的思考进路和空间化的意象并置,碎片化和非结构化的随笔体写作。

这样的工作方法,体现在文风上就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形式。德语学界把本雅明创作的许多短篇散文都概括为“思想图像”

(Denkbild)

。苏尔坎普出版社七卷本《本雅明文集》的第四卷编者沿用阿多诺1955年编辑整理的《本雅明作品集》目录中“思想图像”的标题,在该标题下收录了本雅明在1925年至1930年代初所作的诸多登载于报刊的短篇。

“思想图像”是个合成词,由“Denk”

(思考,这里更强调直观思考的整个过程)

和中心词“Bild”

(图像)

构成,英文译为thought-image,即作为图像的思想或以图像形式成形的思想。从词源学上来看,它可以是“理念”的替代性表达。这个词非常地具有张力,它抻拉在具体的内容

(图像)

和与之相应的理念

(思想)

这样相反的两极之间,而该两极又不可分离地遥相呼应。在上世纪初,德语文学界还因格奥尔格的一首诗歌

(《第七个指环》中的《法兰克人》)

引发了对“Denkbild”之来源和义涵的激烈论争,论争的焦点就在于“Denkbild”的意义到底是落脚在“理念”

(Idee)

还是“图像”

(Bild)

,即到底是图像化的思想还是反思和抽象化的图像。

这场论争的意义影响深远,该词充满张力的特质就被运用到后来的歌德研究中,发展成一个评论术语,用来概括歌德思想中直观与反思的平衡这一核心观念。

简单地讲,思想图像是把理念从抽象的思辨领域拉回到可感可视的感知领域的运思方式,放到整个西方哲学发展的背景中,这种写作是克服近代认识论的困境而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进行批判和变革的一种试验,是对不可言说的现代性进行可能性言说的表达方式。

就在1930年代左右,在本雅明周围,包括霍克海默、克拉考尔、布洛赫、阿多诺以及布莱希特都不约而同地创作过这种形式的文学—哲学短篇。标识了本雅明前后期思想转向的重要作品《单行道》就是他思想图像创作的典型代表,阿多诺

(指认《单行道》为“思想图像集”的第一人)

的《最低限度的道德》从形式上看就和《单行道》非常相像。

本雅明的《单行道》:救赎被贬值的经验

今天,《单行道》在中国正在经历不断的重译和再版,足以说明它的受欢迎程度,但它的晦涩诡谲

(即兴、经验、直观、具体、破碎)

却频频阻挡着我们。如果弄明白思想图像的结构形式,回溯该书的产生史,也许我们就能手握开门而入的解读钥匙。在本雅明写作《单行道》期间

(1923-1926年)

,对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密切关注,周游几近半个欧洲尤其是巴黎和那不勒斯的旅行以及对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认识,都对该书从外在形式到核心内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本雅明是魏玛共和国时期鲜有的深入研究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德国知识分子,他对超现实主义的关注和批评从1925年起一直持续延伸进他宏大的“拱廊计划”。超现实主义对幻梦、无意识和日常经验的强调、自动写作手法和蒙太奇技术的运用都被他有意识地加以批判吸收。

布洛赫曾评论《单行道》代表了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思考方式”,我们看到《单行道》整本书表现出凌乱的主题和结构,像一把抽去了绳线的念珠被随意地洒落出去,一幅一幅的立体图像有如超现实主义式的碎片蒙太奇。《单行道》中还有几篇如“自动写作”般的梦境摹写无疑是本雅明追随超现实主义的诗学实践。

本雅明同情超现实主义和亲近共产主义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单行道》题献给他的情人阿西娅·拉西斯,本雅明在卡普里岛度假时通过她了解了俄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同期还研读了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

我们看到《单行道》中最长的《帝国全景》全景式地描画了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德国社会以及身处压抑氛围下的德国民众的艰难境遇和精神上的普遍困顿。这是《单行道》手稿里最早有确定日期记录的单篇,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本雅明第一篇分析德国社会现实的文章,对时政的批判姿态非常鲜明。作为起点,它就像是《单行道》的胚细胞,蕴藏了整部书的政治爆炸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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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行道》,[德] 瓦尔特·本雅明 著,姜雪 译,谭徐锋工作室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

而对于时政的批判,本雅明运用的方法不是有板有眼的条分缕析,而是着力消除反思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对立和差异,具体表现为捕捉即刻的琐碎之景,在具体的图像展示中令现象与思想叠合成像,或是借由意象直接切入社会症候,将日常经验、典故和警句拉进展示和批判交融行进的视野。

比如《帝国全景》中本雅明用“事情不会再这样下去”和“贫穷并不可耻”这样凝结了古老智慧的谚语直接切入现实生活,通过展示谚语即传统经验的失效而启迪人们摆脱既有观念的桎梏,重新开启应对当下危机的反思之途。

那不勒斯的游历经验还为他收获了一种对现实进行开放性思考和审视的体系,那就是“多孔性”和“渗透性”。“多孔性”是关于认知的启示。这是一种认出相似性和关联性的语言天赋,具有将意义转换、类比、投射并生成的创造力,从而形成新的知识与理解。我们看到《单行道》中存在诸多如连通器一样的“多孔”语汇。

比如《13号》中对书籍和妓女的对比:“有朝一日,他们挺着肥胖的身躯站在街头

(steht als wohlbeleibtes Korpus auf auf dem Strich)

,……”其中“Strich”既指妓女兜客的狭长街头,又指文字的载体即线条;“wohlbeleibtes Korpus”既指女人的肥胖身躯,又指写作日渐积累起来的书籍厚度。

这种“多孔”语言就为思想图像中图像与思想的叠合成像达成了条件,比如《墨西哥使馆》的标题“使馆

(Botschaft)

”就联系并对峙起文本中隐匿的世俗与宗教因素。如果去读德语原文,就会发现这些机关。

本雅明的思想图像书写其实是他关于经验的哲学和美学思想的一部分。在本雅明,“思想—经验”是认知的一种理想模型,在其中经验与认识既两分又合一,这种综合形式把经验现象从过去的附属地位拯救出来,它们的繁多与琐碎在真理的认识过程中被全部保留。图像不再是思想或理念的摹像,而是与思想一齐合成思想图像,迫使现象本身去呈现本体的真理。

思想图像因此在本雅明这里就化为一种独特的经验式的工作方法,它一方面使得思想具有独特的形象性,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使经验片段成为思辨与经验奇妙交融的哲学反思。

在本雅明后期的思想关切中,现代社会已然破碎且贬值了的经验是本雅明为解开现代性之谜关注的核心焦点,《单行道》中思想图像的最终旨归,就指向了对经验的救赎,而对经验的救赎也就是对整体性的恢复。

倘古尔兰德夫人所述基本属实,倘1940年底来到美国以后很快找到阿多诺,那么,面对这无“物”的遗嘱阿多诺一定伤感。若所涉之物正是“历史哲学论纲”,若她大致看过、又能讲述一二,那么,打开多姆克博士带来的箱子,发现其中有“历史哲学论纲”,阿多诺一定欣慰!诚然,多姆克博士

(1941年7月)

带来的“历史哲学论纲”,与之前

(1941年6月)

阿伦特交给阿多诺的“历史哲学论纲”有较明显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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