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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余华老师，听说您收到新版以后花了五个晚上重读了一遍，距离您当时创作已经过去比较久了，这次重读，您有什么感受？
余华：这次重读是有原因的。之前我刚好读了首师大张翔教授写的关于《在细雨中呼喊》的一篇文章，《在细雨中呼喊》发表已经31年了，我看那个文章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对小说有点陌生了。所以《兄弟》到了之后，干脆就把新版重读了一遍，从凌晨一点读到五六点钟，然后开始睡觉，就这么读了五个凌晨。不断地笑、不断地哭、不断地笑、不断地哭，把它读完了。
俞敏洪：你自己看还这样？写了这本书之后，如果过了比较长的时间，是不是会忘记自己书里写的具体细节？
余华：确实如此。《兄弟》的创作时间还算比较近，是16年前完成的，所以很多细节我还记得，虽然顺序记错了。中间有很多描写，包括像宋钢卖白玉兰，很多读者都很喜欢这个桥段，但我已经忘了，重读的时候就想，这段写得真好。而且我写宋钢下岗以后，做了很多工作，每一段工作都是叙述性的，基本都是以这样的方式直接写到位。
俞敏洪：现实中有《兄弟》原型吗？
余华：作为作家来说，肯定有原型，但这个原型肯定不是一个人，可能是一千个人甚至更多，所以他们都具有某种代表性，可能每个人物后面代表的都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代表着一群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会让读者产生共鸣，如果人物没有代表性，就很难产生共鸣。
俞敏洪：我读《兄弟》时就有一种代入感，有时候会代入李光头，有时候代入宋钢。我个性中有一点李光头的色彩，尤其是创业过程中，但我个人的文雅和保守的东西，又有点像宋钢。
你说得非常对，某一个人的形象在小说中实际上是某一群人形象的集合，从场景创造来说，必须跟自己的人生经历有点关系。比如曹雪芹能写出《红楼梦》，实际上跟他青少年时期在豪华的家族里生活是有关系的。不管是《活着》，还是《许三观卖血记》，还是《兄弟》中的场景，是不是都跟你的家乡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余华：我们海盐县就有这样的场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过去只有不到一万人，现在整个县城有十万人。
主持人：《兄弟》里的人物就是从您生活经历的千千万万人里提炼出来的。
余华：有的不一定是海盐的，有的是北京的、杭州的、海南的、外国的。
主持人：小说里的人物来自生活中千千万万的原型，但有读者说，李光头这个人就像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想问余华老师，李光头的性格根基在哪儿？怎么会想到写这个故事？
余华：这个老俞更有发言权，我先说一下。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最早富起来的一批都是个体户，这里面还包括一些刑满释放人员，他们从监狱出来没有工作，只能自己做个体户，90年代开始起家，最后成了万元户，像李光头这样的人我见过好几个。李光头这种做法，在我们当年那个时候是乱中取胜。
俞敏洪：紧卡的规矩突然被放开了，脑子最灵活、胆子最大的人就变成了第一批改革开放的个体户，从个体户发展成小工厂，跟《兄弟》中描写的李光头成长经历或多或少有一定相似性。以我为例，当时我们村第一批致富的人，不少人在以前被当成投机倒把分子，他们脑子灵活，胆子也非常大。政策放开以后，这批人就变成了最活跃的人，因为他们已经丢掉了一切。试想一下，国家的经济突然放开允许大家做生意，是一个天天扛着锄头到地里干农活的老实农民做生意，还是那些本来就已经没面子、没身份，甚至可以不顾面子的人去做？答案可想而知。
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市场慢慢变得正常，从混沌开始，到有了第二批把企业做大的企业家，到第三批跟科技结合的企业家。混沌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环境。就像一片荒原中，不需要播种任何松树的种子，它能够自己从草长成灌木丛，然后成为快速生长的树木，慢慢就会长起松树。这些坚韧不拔的松树长高了，就会把其它快速生长的树木挤没了，后来就变成了非常壮观的原始森林，民营经济也是这样。
余华老师的《兄弟》里描述的李光头这种大胆的、不要脸的，什么都敢往前冲，甚至不守规矩的人，恰恰是中国第一批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但这些代表后来的发展大部分都不太长久，因为他们胆子太大、太不守规矩。荒原上的草和灌木丛是未来更高的树和更永久的树成长的基础，但前提条件得是大环境在，雨露滋润。当时中国有改革开放的大经济环境在，没有这个经济环境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余华老师在李光头身上的描述大概是这样。
主持人：《兄弟》在海外收获了非常多好评，法国评论家也有推荐。想问一下余华老师，您之前也多次在采访中提到，这本书是您最喜欢的作品，所以一开始在国内出版时，其实您非常期待好评如潮，但结果发现跟您预想的不太一样，您当时怎么想的？
余华：现在终于可以说我的真实想法了，我当时想，这帮人真笨（笑）！但现在我知道什么原因了，因为《兄弟》是2005和2006年分成上部和下部出版的，我突然意识到一个情况，就是那时候虽然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很开放了，但我们的审美观念还非常保守，所以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这本书能够在法国，在英语世界、德语世界好评如潮的原因。而且没有人认为这本书过分，但我们就会认为很多地方的描写已经不是能用粗俗来形容的了，而是放肆。
法国人经常把《兄弟》跟拉伯雷的《巨人传》相比，也会和左拉的作品相比，因为左拉作品里有很多自然主义的描写。在德国最有意思，当时德国的报纸有一个评论叫《中国鼓》，因为格拉斯的《铁皮鼓》出版时，被德国一群评论家骂成“垃圾”，就跟《兄弟》当时的遭遇一样。英语世界是把《兄弟》跟狄更斯相提并论的，狄更斯笔下的人物也有点夸张，所以主要还是一个审美观念的问题。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出版的时候，当时的批评不是说这两部小说写得不好，而是说一个先锋派作家怎么突然写这样的小说。所以我当时说过一句话，后来铁生在接受采访时把我这句话好好赞扬了一番。我当时说：一个作家，不会为一个流派写作，只会为自己的内心需要写作。
俞敏洪：现在如果给你贴一个标签，你觉得你还是先锋派吗？
余华：早就不是了，过去的标签好像不管用了，也不用为我找新标签。
俞敏洪：是余华主义。
主持人：网上有网友评论说这几本书是“余华痛苦套装”，里面包括《兄弟》《活着》等等。也有读者说《兄弟》是余华老师“把悲伤留给读者最多的一次”。您怎么看？
余华：没有，笑声留得更多。
俞敏洪：对，以《兄弟》为例，大家经典的评论叫做“又笑又哭”。书中大量的描述让人会不自觉笑出来，但整个人物的命运走向以及命运给人们带来的无可奈何，在某种意义上会让人联想到自己生活中的某种场景或者某种阶段。我读《兄弟》笑的时候肯定比哭的时候多，因为觉得描写得太好玩了，但实际上也有看着人物命运流泪的时候。
一部小说，如果完全沉重而没有美好肯定是不对的，如果都是美好而没有沉重，它就没有深入到人性的最根本处。所以我觉得像《活着》这样沉重的书，以第三个人听主人公叙述的方式展开，一个人在经历了人生的风吹雨打后，坐在田埂上跟陌生人平静地甚至美好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这种场景设计，会把人的悲伤缓解下来。假设是余华老师，坐在那听一个老农民讲自己过去人生几十年的经历，如果没有这样的场景设计，读《活着》会有崩溃的感觉，因为人生就是一系列的苦难。但《活着》开场就碰到老农民在地里安静地耕地，当他用一个老人孤独的身影陪着老牛讲述人生故事的时候，已经消除掉了紧张的部分，因为不管人生中遇到多少亲人的离世，遇到多少苦难，最终还是收获了一个平静的结局——人生所有苦难，终究回归平静。
这就是写小说非常重要的一点，要给读者缓冲。如果没有这种缓冲，读《活着》这本书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内心跨越不了那道坎。包括《许三观卖血记》，也是把生活中的美好和苦难揉在一起之后，给人带来了一种超越现实，但又无比接近现实的真实感。
主持人：您觉得和《许三观卖血记》、《活着》等相比，《兄弟》的特别之处在哪儿？
俞敏洪：有两点。第一，人物性格决定人物命运，在这本小说中间得到了印证。这本书讲述了两个不同个性又相互信任的人共同成长的经历，其实真正导致两个人命运不同的是时代，如果一直在旧时代或者直接出生在新时代，他们两个人可能就不太一样了。不看夸张的、好笑的东西，这其实是一本对真实时代变迁的描述。
第二，这本书描绘了一种情景，就是人不能百分之百地把控自己的命运，但是又能够局部地把控，这种情景给人带来了比较深刻的思考，而且道出了一种底层逻辑，就是两个共同成长的人，彼此之间的关系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可以互骂“王八蛋”。
主持人：有读者评论说《活着》比较像《老人与海》，《兄弟》像《百年孤独》，余华老师怎么看这个评论？
余华：评价太高了。《老人与海》是我非常尊敬的小说，圣地亚哥和《活着》里的福贵，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是一样的。我问过老俞，我说你两次高考没有过分数线是真的吗？他说是真的，我也两次高考没过分数线，但我就放弃了。
俞敏洪：你要是不放弃，就写不出今天这个小说了，中国历史上就少了一位大家永远都会念叨的小说家。
《兄弟》更适合18岁以上的人阅读，能理解得更加透彻。我读了两遍，第一遍是2006年底，当时分成上下两册，现在变成了一本。我认为《兄弟》应该是能够写进中国小说史上的一本书，是从人物反映时代的一本书。任何一本小说，只要人物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变迁，就是好小说，当然前提条件是人物的个性和故事的描述本身也能够吸引人。如果光是描述一个时代，它是没有活力的，而光描述一个人物，不放在时代中，也没有活力。《活着》为什么能够卖得那么好，其实也是一个时代变迁的背景放在人物身上的缩影。
